| 牛仔宣教士在广西（续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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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7/17 16:0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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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力善著 文思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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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季刊 第53期 2010年3月
途中被羁
我又一次沿西江南下香港采购物资。在船上，我结识了一位准备去澳门的中国男子，此后他与我一路同行，沿途帮助我顺利经过日军的多处哨卡。到了江门，他得到消息，跑来向我报讯说，此地所有船只未经日军许可，都不准离开。
我决定直闯日军总部，要求他们准许我乘飞机或搭船去澳门。他们对我仔细盘问，想从我嘴里打探中国内陆的情况，但我无可奉告。后来，他们从我衣兜里发现一张收据，那是一年前我写给香港的日本领事的。因为那次日军空袭梧州时炸毁了我的行李和摄影机，我向日本驻港领事索赔，起初他抵赖说：“我军不会做出这种事的。”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不想把美国继续当作朋友吗？如果你不赔偿我的损失，我一定把这事公诸于众。”他犹豫片刻后，拿出七百港币现金给我，并要我写一张收据。我爽快地同意了，但自己也留了一张存根，以防日后万一有什么流言蜚语时好作凭据。
此刻，日本军官像抓到什么把柄似的，问我：“这收据是怎么回事？”我想起圣经的教导，当我们被带到官长面前时，圣灵会赐给我们当说的话(马太福音10:19-20)。于是我回答说：“阁下，这是我和尊敬的日本领事之间的私事。我不会对此吐露一个字的。”显然，他们起初怀疑我是中国或美国的间谍，现在又发现我拿了日本人的钱，莫非猜测我同时也是日本间谍？为了摸清底细，他们把我带到城内最好的一间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告诉旅馆经理我的一切费用由日方负责，然后把我独自留在那里，不许擅自离开。
过了几天，我悄悄托人捎信给驻香港和广州的美国领事。他们得知我被日军羁留在江门，立即向日本领事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军方只得连夜把我送上去广州的船。感谢主！我的多次祷告得蒙垂听，他使我平安获释。
1940年12月抵达香港后，我立即订了下月去美国的船票，送太太和孩子们返回老家。太太希望等到我的假期到时，全家再一起走。我坚持说：“不！日美两国之间迟早会开战，我希望到那时你和孩子们都安全地呆在得克萨斯。我自己可以冒挨炸弹的风险，但决不能让你们冒这种险。”
启程的日子到了，我站在岸边向亲人挥手告别，轮船载着他们逐渐远去。在最后一刻，美国学校也决定停课，把学生全部送回国。因此，孩子们在船上可以和许多同伴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旅程，但令人伤感的是，他们当中许多人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踏足他们出生的这块土地了。
暂别中国
我再次历尽艰险，把二百多箱医药和食品从香港经水陆两路，穿越日军的重重隔阻，辗转运抵梧州后，重建宏道女校的任务落到我身上。多年前我参与过该校的筹建，现在又再次修复房顶、重装门窗，购置桌椅、床铺。不久，学校重新开学，继续原先的事工—培训青年女性做事奉的工作。
日机的轰炸毁掉了梧州城的三分之一，数以千计的难民无家可归、无以果腹。我们在浸信会教堂后面搭建了一个大厨房，用蔬菜煮米粥，难民们每天在思达医院门前排起长龙，等着救济，由我们教会的同工用长勺给一群接一群的男女老幼施粥。后来，我在自家后院也搭了一个粥棚，以应付日益增多的家园尽毁、挨饥忍饿的难民。
珍珠港事件之后，香港也沦陷了。因磺胺类抗菌药物的供应极为缺乏，华理士医生请我去桂林想办法购买。从梧州去桂林，往返需时十天。我找到一瓶一千粒装的磺胺，价格竟然高达三千二百五十美金！但我们梧州医院的许多病人正是靠这药而重获生命的。那是一段极为可怕的日子。一次空袭过后，华理士医生和他那些忠于职守的医护人员一起，整天不停地做急救手术。他从早到晚根本没时间吃一口饭，晚上我拿了一点牛奶给他，要他喝下去。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他手下的中国医生和护士也都为抢救伤病员而忘我地付出一切。难怪梧州的群众这么爱戴他们的华医生。
由于营养不良和环境恶劣，我的牙齿变坏了。一位中国医生给我补牙，但因消毒不彻底，我的半边脸肿胀得像个气球一样。最后，华理士医生帮我把这只报废的牙拔掉。
不久，我的舌头也开始肿了起来，还布满了红斑点。华理士医生对我说：“老兄，赶快收拾上路，立即回美国去，好好吃点东西，不然你就要饿死在这里了。”我虽然很不情愿让他一人独自留下，但如果我真要饿死在他手上，那还不如尽早动身。我离开美国已经八年，与家人分开也近五年了。我依依不舍地向华理士医生和他的同工告辞，暂别这个生活了近二十五年的家。
当我乘坐的船离开梧州码头，驶往桂林时，一班信徒站在岸边，挥动手帕，唱着“天父必看顾你”，为我祝福送行。
战后重建
1946年的第十三个星期五，我乘船从旧金山出发，横跨太平洋，重返神秘的东方古国。抵达桂林后，目睹全城一片废墟，百分之九十六的建筑都被日军的炮火摧毁。浸信会教堂、医院、学校、圣经学院、宣教士宿舍等，全都变成颓垣败瓦。
在医院我住房的原地，我搭建了一间小屋，在露天的树下摆一张折迭餐桌、放一个野营用的炉子。厨工阿永和我一起开始收拾家当。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重建开始了。男女老幼纷纷出动，清理废墟、填平防空洞、铲除六英尺高的杂草。圣经学校最先修复的两个小房间，被当作临时宿舍。浸信会的礼拜和主日学也相继恢复了。这些重建费用大部分是田纳西州诺克斯韦勒（Knoxville）的鲍威兹小姐（Miss Laura Powers）以纪念她父亲的名义捐献的。同时，桂林的浸信会堂也在重建，浸信会医院已部分修复，宣教士宿舍已建成公寓式的楼房，以安置随后到来的宣教士入住。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间，几位宣教士及其家属陆续经香港、广州抵达桂林。一年之后，我的妻子乘火车穿过广州和桂林之间盗匪猖獗横行的地区，平安来到我身边。此前，在火车上的一个冷风刺骨的夜晚，太太倦缩在睡袋里，梦见有山贼突然来袭，但她怎么也无法从睡袋里挣脱出来。从此之后，无论如何她也不肯再在睡袋里睡觉了。
我们所有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中国信徒灵命的复兴和心中希望的重燃。在重建城市的各处工棚之中，我们因陋就简地开展起街头布道。无数的中国民众，不论贫富贵贱，都热切地渴求福音的浇灌。许多人听道后便信了主耶稣基督。在高中和广西大学的校园内，举办了圣经学习班和福音布道会。一百多名大学生参加了由宣教士主讲的查经班，另一个专为大学教师开设的查经班，也有二十二位教员参加。圣经远供不应求。一个寒冷的冬夜，有二百二十五名高中学生步行四英里路程来听宣教士讲关于永生的福音，当晚几乎所有同学都表示接受耶稣。第二天晚上，又有四百名学生走过同一条崎岖的山路前来听道。
在柳州，我接收了联合国救济组织提供的几大卡车医药品、食物、衣服、蚊帐以及一集装箱的奶粉，并负责分发给华南地区的桂林浸会医院、梧州思达医院和浸信会大衾麻风病院，同时也派发一部分给桂林周边的浸信会教会。
我们带上简单的行李，坐上满载医药品的大船，挥别了桂林的同工，从抚河顺流而下前往梧州。桂林“重建城”（参阅尼希米记）的事工已经完成，我们即将开始新的征程。
在洪水泛滥的抚河上航行数天之后，我们回到阔别已久的梧州。把部分救援物资整理好交给华理士医生后，太太和我来到我们四个孩子出生的那栋房子。我们一家人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此后就再也无法重访故地了。每念及此，我们的心就如撕裂般伤痛。
我们向华理士医生道别：“再见啦，比尔。”却根本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一次。1951年2月，威廉•华理士加入到殉道者在天上的光荣行列之中。
我们把余下的物资搬上一艘拖船，前往台山的大衾岛，那是我们在中国这块可爱的土地上的最后一站。当船经过土匪肆虐的地区时，我和太太走进舱底，坐在拥挤的货物中间。虽然不舒服，但总比万一被子弹击中要好得多。感谢主一路看顾，当我们在台山安全登岸时，心头大石才终于落地。
我们带来的医药和其他救济物品有一百多箱，车拉船载，分六次才装运完毕。我们还来不及开箱，一场三十年一遇的强台风和大海潮就汹涌而至。四十八小时之内，怒吼的烈风夹带着暴雨，把附近的小河变成一片汪洋，我们在山顶的屋子成为一座孤岛。
荒岛恩光
台山没有浸信会或其他教会的宣教士，一班中国基督徒告诉我们说，他们一直祈祷，求主差派宣教士来此地。此刻，他们认定我们夫妇的到来，就是主对他们祷告的回应。
我们帮助重建台山的浸信教会。当修复的教堂装饰一新重开大门举行礼拜时，信徒们都欢欣雀跃，兴奋不已。太太很快就忙开了，组建诗班、举办训练班。看到饱受战乱之苦的青年人那么渴慕为主作工，我们也深受鼓舞。
牧师带我去访问大衾岛的麻风村。这是日本侵华后第一次有人探访该岛。我把行李袋挂在自行车后座，一个当地人骑车搭我颠簸了三十英里的村路，再翻过一座山，才到达一个村子。我在村内一间新建的浸信会教堂讲道后，当晚划船渡海前往大衾岛麻风村的医院。
天近拂晓，我们抛下锚。我吹响一只大螺号，麻风病人听到后，立即唱起赞美主的诗歌来回应。这是发自内心的最美妙的歌声，他们切盼我们的到来，已经等得太久了。此刻经历的情景使我深切体会到，终将有一天，自己的生命之舟也要结束最后的航程，停靠在永恒的岸边，到时必会听到救主欢迎我归家的声音。
日军的袭击过后，原先一百多人的麻风村，只剩下三名幸存者。我们彼此愉快问安之后，吴弟兄和我跟着麻风病人一起，去村内的教堂举行礼拜。堂内的桌椅板凳已经荡然无存，日本人撤离后，中国海盗把这里搜掠一空，门窗、家具、设备等全被劫走，我们的所有建筑物包括教堂、医院、十四间宿舍以及行政楼等，内部全都空无一物，但病人们依然小心保存着自己珍贵的诗歌本。
大衾岛原是驻美大使伍廷芳代表中国政府交给美国浸信会的地方。力约翰弟兄（John Lake）夫妇曾经把此地建设得颇具规模。现在，为大衾岛麻风病人“重建城墙”的责任就落到我身上。我返回内陆，买来建材和设备，雇来木工，计划在1948年夏天完成重建工作。
在该岛的另一侧，居住着七十五户海盗。当我前去探访并向他们传福音时，他们的态度颇为友善，也有兴趣听主的信息。内地一位好心的青年基督徒，自愿来我设在岛上的浸信会学校当教师，给海盗的孩子们上课。白天，男孩子们挤在小小的教室内上课，晚上则是女学童上课的时间，因为她们白天要上山或下田干活。我最后一次去探访时，海盗们恳求我去给他们建一间教堂。
可是不久，追击这帮海盗的中国海军把大衾岛包围，炮弹和机枪子弹如雨点般倾泻到岛上。
一年之后，在1949年夏天，主应允我们的祷告，差遣一位医生来岛上接管麻风病院。杨医生（Dr.JoshuaYeung）夫妇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台山，杨太太还是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我们把他们的行李及带来的大批医药品搬到靠近海边的赤坎教堂内，当晚就在那里暂宿，准备次日登船出海去麻风村。
半夜，我们被两只公羊撞门的声音惊醒。我下楼开门一看，只见四个蒙面劫匪，一手握电筒，一手拿手枪，正瞪眼望着我。他们命令我坐在长凳上，用绳子把我双臂反绑，站在我面前的那个劫匪用枪指着我胸前不停地说：“不许动！否则就毙了你！”杨医生也被劫匪用手枪打伤了胳膊，而教堂的中国牧师则被另一个劫匪砸伤了头部。
劫匪搜掠完离开之前，命令我们关上门，不许声张。我们点算损失的物品，包括我的手表、电影摄影机、眼镜、雨衣、旅行皮箱、七张准备给麻风病人的毛毯、大约十元美钞，以及杨医生的大部分行李，全都归了新物主了。感谢主，他们并没有动我们的医药品！
回到山里，劫匪们因内部分赃不均而火并，结果其中一人丧了命，这种事在他们当中已属司空见惯。后来，我找到这伙土匪，花钱赎回我的眼镜、电影摄影机和新约圣经，以及杨医生的行医执照。在中国，医生没有执照是不准行医的。匪首请杨医生到山里给他们的病人看病，他应邀去了。那伙劫匪甚至还异想天开，想让他入伙做他们的山寨医生。
太太和我每次去探访麻风病人，都会住在力约翰弟兄在岛上修建的一间小屋里。一天傍晚，我回到麻风村家中的饭厅时，发现屋里来了客人。一群海盗在我的厨房里做晚饭，他们的枪支就搁在我的餐桌上。这都是些小青年，态度还挺友善。饭后，我提议给他们拍照。他们非常乐意，于是我给他们拍摄了电影片和照片。之后，他们把武器装上木船，又出海去干劫船勒索的勾当了。
一天，海盗们的妻子和女儿们翻过山岭来看望我们。知道我们即将离开，她们走了好几英里崎岖的山路，专程来为我们送行。她们给我太太送来花生和鱼干作礼物，以表达对我们在他们当中所做的工作的谢意。我们把全体客人聚集在屋前的树阴下，给她们讲福音，太太则教她们唱圣诗。
是时候和麻风病人、海盗、以及杨医生一家道别了。我们很高兴地把杨医生和他的妻子、小女儿逐一介绍给麻风病人们，将这里的工作完全移交给他们后，我们扬帆出海，结束了在大衾的工作。
大门关闭
1949年10月13日，我出席两广浸信会在中国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晚礼拜一结束，贝洛特医生（Dr. Belote）和我立即赶往码头，但去香港的最后一班轮船已经提早起航了，飞往香港的六班航机也已起飞，唯一的希望是明早的最后一班火车。翌日开车前一个多小时，我提前赶到车站，以两倍的黑市价买了一张车票，挤进已经水泄不通的车厢。有些中国士兵想把妻子塞上车，我伸手帮他们一把，将四个女子从车窗外拉了进来，而她们的丈夫把妻子推上车后，就只能留在站台上，眼巴巴地等待着日后命运的摆布了。
我太太独自一人还留在台山，但从香港去台山的船已经全部停航。我到澳门雇了一艘运货的小拖船去江门，但船至半途，船主不敢继续前行了，坚持要折返澳门，我只好上岸，准备从陆路去江门，而逃亡的国军把所有汽车和船只都征用去运送撤退的部队了。好不容易才出高价找到一辆私人小车，冒险把我送到一个车站，在那里赶上去台山的长途汽车。感谢主，在家焦急等待的太太终于看到我归来了。
仓惶溃退的国军征用了台山的全部车辆，把他们的士兵载运去海边。我们无计可施，唯有静候主为我们开路。当地的富裕人家忙着把值钱的东西运到乡下匿藏。一天夜里，三辆汽车载着解放军进城，他们没放一枪一弹就占据了当地。我在马路边站了半个小时，看着解放军押着俘虏走过，一大群学生被召集到街道两旁，手挥红旗，高喊口号：“欢迎解放军！打倒蒋介石！”
次日，我们如常去教堂举行礼拜，我继续讲道。但接下来的十八天里，情况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新政府接管了女子师范学校，把有十八年教学经验的女校长一脚踢走，让一个连中学也没毕业的小青年来掌管学校。
我们意识到，继续留在此地将会对中国的弟兄姊妹们不利。我们把部分物品留给杨医生，然后收拾好行装，在一位担任教师的女基督徒邻居的热心帮助下，获得离境的许可。向中国大陆的信徒朋友们作最后的告别后，我们乘船离开了台山。
在海上经过多番曲折后，航船总算抵达澳门，我们为终于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而赞美神。后来得知，我们的这艘小船在回程的途中，遭遇风暴沉没，十三名乘客再也看不到海岸的陆地。主奇妙地引导我们平安经过充满艰险的海上旅途，正如他早就应许的那样，“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以赛亚书43：2）。
我和太太回到我们在香港长洲岛上的小屋，它坐落在高大的山岩上，俯瞰着波涛起伏、波光闪闪的大海，一如“建在盘石上的房屋”般稳固美好。
在永远离开中国的前夕，我们来到香港跑马地。在一片宁静之中，只听闻松涛在轻声低吟，我们把一束鲜花放在女儿的墓前，向她作最后的致意。漂亮的石碑上刻着：“玛莲•麦克奈尔•雷，五岁，宣教士理力善夫妇之女。在我父家一切皆美好。”我们没有疑惧，因为确知将来我们必定与心爱的小女儿在天父家中重聚。
后记
露易丝（理力善牧师之女）﹕
1958年1月，牛仔终于结束了在世的最后征程，这位宣教勇士去向他灵魂的统帅报到了。
参加完大儿子大卫的葬礼后三个星期，理力善本人也荣归天家了。这是他长久以来一直满怀期待的时刻，他一生祷告所求的，得到了主的应允—直到最后一刻，仍然头脑清晰、满有活力。家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他记录和整理口述的回忆录，也就是上文记载的那些真实的故事—他几十年宣教事奉的经历。这是他最后的一项工作。
他对不久前来探望他的好友、南方浸信会海外传道部秘书Baker James Cauthen说：“这又是一场仗。”显然，另一位宣教勇士的话萦绕在他的心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7）
“快要完成了，”理力善有一次对家人说：“天上的圣城，那不朽的永恒，已经遥望可见啦。”其实，我们多么希望他会说：“作为一名战士，我还要再打一仗，最好的、最后的一仗！”
急性白血症敲响了他辞别世间的钟声，忠诚顺服的双膝跪伏在他的救主面前，却给我们留下了永远屹立的高大形象。一生之中，他多次勇闯战火纷飞的宣教工场，为跟随他的心爱的妻子开路打前站，此刻，在妻子轻声颂唱的诗歌陪伴下，他又先行一步，踏上归回天家的路了。这歌声是他们信心得胜的祷告，唱的是查理•卫斯理所作的圣诗—
耶稣，灵魂的爱人，求你许我来藏身；
正当波浪滚滚近，正当风雨阵阵紧。
藏我，哦，主，求藏我，直到今生风波过；
引我平安进天门，至终求接我灵魂！
(续完)
文思 中国大陆基督徒。本文译自Rex Ray Cowboy Missionary in Kwangsi, BroadmanPress, Nashville, Tennessee.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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