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信仰 总第7期 2004年11月

《愤怒》主旨所在

《愤怒》（北村著，团结出版社，北京）的主人公马木生是农民，在家里活不下去了，和妹妹到城里打工。没想到妹妹惨死，赶来的父亲竟在这地狱般的城市里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马木生相信父亲已经死了，是在被收容后被打死的。马木生决定讨个说法，于是上访。可是四处上访没有说法，于是，他成了专门偷贪官的大盗。再后来他杀死了可能导致父亲死亡的钱科长逃亡。路上遇到一位牧师的点化，内心深处有所触动。他便到一个西部小城埋名立德，广行善事，甚至成了副县长。但做好事并没有给他内心带来平安。他收养了一个孤女，在对她倾注的爱中暂时得到解脱。之后，女儿爱上了他，他便告诉了女儿自己的真实经历。为了造成自首的局面，女儿检举了他。他也顺服了这样的安排（可称之为“间接自首”），被警察孙民逮捕归案。但后来孙民也受到马

木生感化，也为了十年前打死马木生父亲的冤案主动投案自首。最后，他们二人都在监狱里获得了内心平安。

北村的《愤怒》塑造了明光照耀式的人物：马木生。北村说马木生是第一个他爱上的笔下人物。这位主人公从小把生命的尊严看得比生活的压力更为重要，从小就没法理解自己的母亲怎么会为了活命、吃饭就出卖自己的肉体给村支书。他马木生即使在快要饿晕的情况下仍然不愿去偷轻而易举可以到手的五块钱。平生第一次偷钱的他良心马上不安，最后还是把偷来的钱分给了乞丐们才算。后来他成了大盗并组建团伙。盗亦有“道”，他们只偷贪官污吏的钱，偷钱后便分给那些最贫穷的人，对城市老百姓秋毫无犯。再后来他杀死了钱科长，远走异地去埋名立德，乐善好施，感化了一方百姓，然而内心仍不得平安。最后，在监狱中他才有了安宁。可以说，他无比热爱正义，追求良善，也终于学会了爱。因此北村才使得他的监狱在朝阳下镀上一层金色光芒，“好像天国的景象

”。^[1]

《愤怒》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悲惨生活，写出了在“悲惨世界”中受苦的人们一旦“愤怒”就可能铤而走险、自求正义。难能可贵的是作品不限于单纯反映悲惨的社会现实，而写出了良知和忏悔的重要。这一点《愤怒》很像法国大作家雨果（1802－1885）的《悲惨世界》（1862），一方面写出了世界的悲惨，另一方面也写出了良知和忏悔的可贵。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上帝永远存在人的心里，这是真正的良心，它不为虚假的良心所左右，它禁止火星熄灭，它命令光要记住太阳，当心灵遇到虚假的绝对时，它指示心灵要认识真正的绝对，人性必胜，人心不灭，这一光辉的现象，可能是我们内心最壮丽的奇迹。”[2] 这正是《愤怒》的主旨所在。

北村自觉在为人类永不会灭绝的道德感和良知力量而写作。通过马木生的探索与忏悔，作品在讴歌“人性必胜，人心不灭”这一光辉现象，在提醒着人类绝对不会埋没的“真正的良心”。

正像雨果对人性必胜和人心不灭的坚定信念成就了《悲惨世界》的卓越一样，北村的基督信仰也促使他从中国当代文学中荒寒的处境中突围而出，对人类的良知和道德、悔悟和更新寄予厚望，对弱势群体给予关注和悲悯。这一点使得《愤怒》走向了深刻，虽然它略显单薄，也许还比不上《悲惨世界》的厚重与伟大。

良知作为精神资源

基督教信仰相信人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虽然“身无彩凤双飞翼”，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基督教的使徒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圣经·罗马书》1:19）；“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圣经·罗马书）2:14-15）

人心深处的神圣律法，不是外在法律之镌刻，而是上帝放置在里边的良心，是神在人心中发出的微响，时刻指引着人过该过的生活，舍弃罪恶，要人对神、对他人始终诚实。也唯有良知才把爱和公义调和起来，使公义得到真正成全。

“对于他这种人来说，只有良心平安才能活下去。”^[3] 马木生正是从良心深处获得了做人的准则，听到了上帝这微小的声音，而这样的准则不是普通书籍可以给他的，也不是从这个世界从内心之外可以听到的。马木生，这位热爱读书的人，几年前早就停止买书了，因为书并没有教会他如何生活和做人。“他发现，知道生活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一个人在深夜，听自己的良心。”^[4]

然而，也正是良心使得马木生的自以为义在更高的正义面前饱受折磨。十年前他自以为通过自己设立的“法庭”公正地杀死了杀父仇人，不认为自己错了。可复仇之后，良心一再提醒他：你杀错了人怎么办？“别人不公可以用仇恨、离弃和蔑视来对待，可是自己不公却无法离弃，因为人无法离弃他自己的心。”^[5] 于是他试图通过做好事乃至成为工作狂来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使自己良心重获平静，却只能让他陷入越来越深的孤独。最后，他顺服了女儿的安排，把自己交付出去，不再自以为是法官，而是把自己当成罪犯，终获内心平静。而这份平静是以放弃自义和忏悔过去而得。

这种活跃的良心生活使得马木生在当代文学中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可以说，如此重视良知和忏悔，重视诚实和尊严，正是基督教理念给这部著作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也使《愤怒》能用超验的价值之光来穿透纷乱的社会现实，在当代文学比较注重人下半身的氛围中突兀而立，开始讴歌大写的人、精神的人、价值的人。因此《愤怒》这部现实主义作品带上了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

马木生杀死钱科长这个公、私生活都败坏、腐化透顶的坏蛋，不单单是复仇，也是一次关于公正的演习，他写了审判书，自己对钱家明进行了审判，以良心和正义的名义判他死刑，并郑重在审判书上署上自己的真名。这不就是缩小了的正义行为吗？

可就是这样的自认为非常正义的行为，马木生逃亡后却像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罪与罚》（1866）中拉斯科尼柯夫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一样陷入了深深痛苦。因为人毕竟不是虱子，人的生命尊贵，是不可以随便处决的。北村让马木生良心痛苦并无法以做好事平抚心头不安，就是为了指出很多时候，所谓的革命者们往往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越过界限去复仇。谁给人权柄呢？是上帝给人的，因此人应该有所害怕，不可以仗着权柄肆无忌惮。

《愤怒》中马木生逃亡之际曾听牧师讲解《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故事，这个故事颇得北村热爱，在《孙权的故事》中也被引用过。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她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个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圣经·约翰福音》8:3-11）

正是这个故事使马木生开始反省自己的罪性，最终在良心的催促下，他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法官，而是当成一个罪犯。因为很多时候也许人没有勇气去犯罪，但并非没有罪性在心里泛滥。

所以，他扔下了要打别人的石头，成了那位站在中间的犯罪妇人。

如果人人都认为自己公义并可以随意打击、杀死自己认为不公义的人，那么真正的公义将不复存在，这个社会就成为人和人相互残杀的地狱。为了说明这一点，北村不惜让马木生这个中国农民多次进行这方面非常深刻的思考，其思考的结果虽然多是作家本人的，未必是马木生所会和所能想出来的。但这也正说明了北村急于发表他从基督教理念获得的这一真理。

到底是怎样的救赎

有趣的是，《愤怒》虽然借鉴了基督教理念，北村也是一位基督徒，但细细考察，居然发现《愤怒》所反映的未必是地道的基督教精神。当然，作品写到了公义和自义问题，写到了忏悔，写到了良心，写到了人物如何通过自首获得平安，写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写到了生命的尊严，等等。这都和基督教理念密切相关。但在基本点上，《愤怒》显然背离了基督教精神。

其背离之处主要就是作品所隐约透漏出来的人性观。

基督教认为人固然是上帝创造的，但人已经堕落了。一方面人还有神的形象和良心来对上帝刻在心中的律法模糊感知，另一方面人又是全然堕落和败坏，人性深处充满了幽暗和罪孽。因此，对人性的看法必须是平衡的。只提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基督教的看法。显然，《愤怒》过分夸大了良心的作用，以至于北村通过马木生所宣扬的似乎是一种没有救赎的福音，一种爱和良知的福音。

从根本上来说，基督教固然有许多美好理念，但这并不是基督教的根本，耶稣也不主要是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伟大人物。对信徒来说，他是救主。其前提就是每个人都彻底堕落，良心绝对没有办法找到上帝，良心也绝对不是上帝。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水里拽上来。因此耶稣才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为《旧约》一直预言的弥赛亚（希伯来语的“弥赛亚”即希腊语的“基督”）来拯救人。但是很多犹太人不相信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根据《圣经》，耶稣之死又恰是天父借不法之人的手成就了早就定好的救赎计划，人只要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承认耶稣是基督，接受他作为神圣替罪羔羊的代赎就可以获得拯救。所以，基督教信仰强调他救而非自救。

为什么这么强调？

就是建立在对人性堕落的信念上。这就是和中国文化传统对人性比较乐观的“光明意识”不同的“幽暗意识”。

《愤怒》中的马木生似乎生下来就与众不同，“对于他这种人来说，只有良心平安才能活下去”。^[3]他杀人以前对自己的评价就很高，“我有自己的道德感，我从不多拿人家的东西。我也有爱心，如果我有很多钱，我一定不会独享，我会分给别人”；对自己陷入仇恨也有一套解释，并不怪罪自己，“可是我心里充满仇恨，因为那些有很多钱的人，他们连一块钱也不想分给我”。^[6] 杀人之后，起先他一直认定自己是对的，是公义的，但越到后来却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认为自己错了，不该自以为义。“他不再纯粹从做好事中求得平安，而是希望出现另一个答案，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在这种期待中慢慢使心情平复。他的梦开始变化，虽然还是梦见法庭，但他不再是慷慨激昂的那一个。而是坐在审判席上静静聆听的那一个。”^[7]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觉悟，也渐渐止息了心中的愤怒？一个主要途径是聆听良知的声音，“它是最好的朋友，它和他交谈时也最真诚，它是最好的导师”^[8]。另一个途径是通过观察美丽的大自然，“我想，既然有这么美丽的世界，为什么没有美丽的人生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对的，是哪里出了岔子”。^[9]

所以，通篇看不到马木生真正获得了基督教的那种救赎，而是写他通过良知和大自然走向了上帝，触摸到了上帝，获得了良心信仰。就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一样，根本上是良心成了上帝。最后，马木生的顺服也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法庭前，而是在人间法庭前完成了“顺服”，获得了内心平安。或许，北村这样写是一种象征，但给人会带来这样的看法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从基督信仰来看，这分明是一种谎言，一种廉价的爱的福音，也注定了在这个人性堕落的黑暗世界中并不可能。

忏悔，有两种。一种是奥古斯丁那样在神面前的神义论的忏悔；一种是卢梭那样在人面前的人义论的忏悔。卢梭的忏悔之所以是人义论的，是因为连他的忏悔本身也成为一种变相的控诉，显出一种因认识到自己能够忏悔而有的骄傲。马木生的忏悔正是近于人义论的，因为他完全借助了自己的良心获得了绝对的是非感，成就了一个走向崇高的自我。他摆脱过去罪恶的缠累，丝毫不是因借助外在于人的耶稣基督的拯救，而是靠内在于人的良知的反省。于是忏悔也就成为人自我成圣、走向崇高的手段，而不是人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归正。尽管马木生也说：“除了良心，没一个人能审判别人，也没有一个人能感动别人，我是一个准备服刑的罪犯。别让良心变成特权。”^[10] 其实，他已成为一个有着良知特权的英雄。他放弃了外表的善行，走向了内心的善行。以至于周围的朋友们、亲人们都对他崇敬有加，认为他崇高伟大。

可是，基督教认为良心已受罪恶的玷污，并非绝对可靠。基督教思想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帕斯卡尔（1623-1662）早就说过：“人们干坏事从来都没有像他们是出自良心而干坏事时干得那么淋漓尽致而又那么兴高采烈了。”^[11] 帕斯卡尔正是强调人们干坏事时，也可能认为是出于良心，像恐怖分子劫机撞击世贸大厦事件所显示的。良心可能会错，而人自己还以为对，所以并不可靠。所以，帕斯卡尔认为基督的救赎是不合乎人的天性良知的：“世上所有的宗教和教派都以天赋的理性作为指导。唯有基督徒才受约束要向自身以外去汲取自己的规律并使自己熟悉耶稣基督所留给古人的规律。”^[12] “唯一违反天性、违反常识、违反我们欢乐的宗教，就只是那种永远存在的宗教。”^[13] 帕斯卡尔认为这就是基督教。所以，通过忏悔、爱获得平安和快乐，并不是基督教，这是和靠着修炼获得解脱的人本宗教一脉相承的。在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靠着推销爱的福音建立一个良知社会，简直是幻想。

作家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宣扬革命加人道的宗教，宣扬良知的力量，这和那个时代的精神是一致的，因为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过了一百年了，北村又在宣扬这种不要革命但要人道和良知的人本宗教，和雨果在人性观上倒不谋而合。只是对于深深浸泡在整个二十世纪幽暗历史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过于乐观了。北村过去的写作一度只注重基督教的特殊恩典，现在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注重普遍恩典了（基督教神学中把良知和大自然作为上帝的普遍启示和普遍恩典）。

总之，不管体现了怎样的信念，《愤怒》仍不失为北村探索道路上的上乘之作，因为他试图深刻捕捉并描绘当前的真实，也试图给出一条道路。虽然他指出的路不见得正确，但对问题的观察仍相当敏锐和深切。他所塑造的新人毕竟也是当代文学的一次有益尝试。

注释：

^{[注1] [注3] [注4] [注5][注6][注7][注8] [注9][注10]}北村《愤怒》，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195，145，196，47，240，146，252，299页。

^[注2][法]雨果《悲惨世界》（五），李丹 方于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34页。

^{[注11][注12][注13]}[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45，447，270页。

陈琪 生于1972年，1997年受洗归于基督，现在中国大陆某高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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