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季刊 总第4期 1997年12月
《生命季刊》总第3期刊载了丁巍弟兄的短文,《初上圣途者的心灵困惑》,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虽如编者的话所言:“丁巍弟兄所说的情形带有普遍性”,但他的难能可贵就在于愿意坦诚地将自己的真情实感与大家交流。
丁巍弟兄的困惑,或多或少也是我曾经历过的困惑。但感谢“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他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弗所书1:17-18)。在圣灵的光照下,神的话语可以解答我们一切的困惑。在这里,我愿意将自己的一点心得发表出来,与丁巍弟兄交通。
一、困惑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虽然“从过去被灌输的美好梦想中清醒过来”,却未能以圣经真理真正认清“美好梦想”的错谬与罪恶所在。这主要是因为,那个“美好梦想”的破灭只是由于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人和事:“依稀记得童年时沿街的大字报;他们刚过十岁就高唱‘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梦想早日长大报国”;又“经历了八十年代後期大学生民主运动的失败”。然而,我们并未对这些经历按圣经真理作认真而深刻的反省。
常听人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下简称理论)是正确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以下简称理想)是美好的,错就错在……。”这些评论在所肯定的方面相当一致,在所否定的方面则因人而异:有些人将错误归咎为毛泽东或少数中共领导人;另一些人则将错误归咎为中共的实践。他们的眼光似乎只局限在中国,而未注意到在大半个世纪中,席卷世界的共产运动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性质。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少数领袖人物,也不在实践出了差错,恰恰在于这种理论与理想本身的错谬与罪恶。
第一个错谬在于它对人的认识是自相矛盾的,也是十分粗陋的。马克思一方面出于对人的关怀,对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异化表示愤慨,誓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另一方面,作为启蒙运动的儿子,受科学理性主义影响至深,他又把人仅仅当作“经济动物”,“政治动物”来处理。正是因为这种粗陋的人性观,马克思深信人类的历史完全由经济政治的因素来决定。虽然“上层建筑”也会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毕竟对历史发展的主要进程不起作用。马克思未能察觉到他性格上的这种内在矛盾。他一方面以无以伦比的人道关怀的激情献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另一方面又以同样坚定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热忱来建构他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马克思的人道关怀与他的人性论是如此自相矛盾,这种矛盾又深植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大凡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实行着独裁专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运动却导致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肆意践踏。
第二个错谬是科学理性主义的错谬,它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等同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定律 ( 如万有引力定律,电磁学定律等 ) 。马克思所作的种种预言,如帝国主义已进入垂死阶段,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首先出现,公有制必然带来生产力的极大解放等等,几乎无一应验,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科学理性主义的错谬根植于其人性观之错谬。只有将人简化为物,完全看不到人的尊严,自由,责任,创造性以及人会犯罪等,才会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与自然界的科学定律混为一谈。
第三个错谬在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的根源仍是错误的人性观。它一方面将人性看得很低,另一方面又低估了人的罪性。它以为只要满足了人的物质需要,世界大同便会来到。殊不知,人的贪心是永无止境的,而地球的资源则是有限的。虽然我们不能责怪马克思对地球的资源有限缺乏认识,但由此也可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圣经说,人是按神的形象所造。虽然人们对“神的形象”有不同的理解,但其中无疑包含了人的尊贵、自由、责任、创造性、德性、理性等等(创世记1:26-28;诗篇8;以弗所书4:24;雅各书3:9)。圣经又指出,“罪因一人而入了世界”,人因罪性而犯罪。
第四个错谬就是认为人类的罪恶和苦难起源于私有制。人是私有制的受害者,而不是它的始作俑者。由于私有制是产生私心的土壤,於是合逻辑的推论便是:只要铲除了私有制,人的私心便没有了。然而,历史却无情地嘲弄了这样的理论和理想。
这种理论和理想的罪恶不仅表现在对人的尊严和权利肆意践踏,更表现在它的偶像崇拜上。当把真神否定之後,取而代之的便是“革命领袖”,“人民群众”或“无产阶级”。这种将人当作神的造神运动实质上就是圣经所谴责的偶像崇拜。偶像崇拜不仅是严重的罪,而且只会使人沦为罪的奴隶,玷污“神的形象”,失落人的尊贵和权利。
二、困惑的第二个原因
我们虽然“从过去被灌输的美好梦想中清醒过来”,却未能真正认清自己的错误,罪恶与责任。结果,我们往往以“受害者”自居,“沸腾的热血平抑後,只剩下一双看透一切的冷眼”。当“发现那些书上写的,课堂上学的,全是假的”,“从那时起,我不在轻信任何东西。不要人告诉我对与错,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和感觉。”
许多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错误是:他们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之後,又转向了科学理性主义或怀疑主义。殊不知,科学理性主义不仅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根源,也正是中国知识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和媒介。只要我们认真研究一下 1915——1925 这一段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便不难发现这个事实。怀疑主义同科学理性主义犯了相同的错误。怀疑主义者从不怀疑自己的怀疑。怀疑主义者本质上是个人主义者。这仍然是偶像崇拜:如果说科学理性主义崇拜科学和人的理性的话,怀疑主义者则崇拜个人的怀疑。只有当我们认清了原来那种理论和理想的错谬和罪恶,而且认清了自己的错与罪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悔改归向神,不再崇拜任何偶像,而是全身心敬拜真神。
三、困惑的第三个原因
我们虽然“从过去被灌输的美好梦想中清醒过来”,却未能真正委身救主基督,完全交出自己的主权,顺服祂,事奉祂,以祂为乐。
我自己也经历过丁巍弟兄所说的疑惑,我也曾“告诫自己:不要轻信,不要走火入魔”。我也曾将基督徒的虔诚同“文革时红卫兵虔诚地读毛主席语录,奉书中字字为真理的景象”混为一谈。我也曾认为我不需要“每周必去教会”,“既然我有时觉得成了负担,不如想去就去,不勉强自己。”我也“常自称为‘自由派’,不愿意受条条框框的限制,”但靠着主的怜悯,随着在神的话语上有所长进,随着对主的恩爱的体会逐渐加深,随着灵命的一点点提高,我终于认识到,我种种困惑的根源在于没有向主完全委身。我的困惑说到底是委身的困惑。我所面临的抉择是:“主已为我舍命,我还继续属于自己吗?”感谢主,靠着他的恩典,我终于作出了委身的抉择。从此,所有的困惑便一扫而空了。丁巍弟兄,每一位有同样困惑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作出这样的委身吗?
周小安 来自中国大陆,现在加拿大维真学院从事神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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