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鹿渴慕溪水

神在中国行了奇妙的事，认识耶稣的人每日剧增；教会，特别是家庭教会如雨後春笋。据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基督徒不过七十万，而如今已是七千万上下了。而这几十年的外在环境对教会而言无疑可用“险恶”二字来概括。文革时期，所有教堂统统遭关闭自不待说，就是在其他政治运动不剧烈时期，中国教会也鲜有太平日子。

这几十年中国的教会不仅遭关闭，神的仆人们也惨遭迫害。在国内我还没有遇见过年岁大一点的传道人是没有坐过牢的，在这一点上，就是属三自的牧师也不例外。不同之处是不愿加入三自的传道人所遭受的打击更大，坐牢坐得更久。许多人甚至在牢中殉道，对中国近代教会有重大贡献的倪柝声先生就是在狱中被主接走的。

许多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甚至就连教会一词都没有听说过。有一段时间，人们相信教会在大陆已遭彻底清除，中国成了无神论者的天堂。

然而灵风潜入夜，润人细无声。人们忽然发现中国的教会不光在狭缝中生存下来，而且得到了长足的长进。一位老传道人作见证说：我从狱中出来时非常担心，我二十年前牧养的那个小教会现在还能剩下多少信徒呢？但当我见到教会已增长到几千人时，我立即在神面前认罪祷告，承认我的信心太小了。

许多无神论学者纷纷著文，探讨为什麽中国经过四十年的精神文明教育，如今却一下冒出这麽多属天国的子民。但是他们的答案往往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说服。在我看来，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是根本无法找到答案的。但如果认识上帝的话，则答案就会显而易见：是圣灵亲自在中国动了工，是神的大能在彰显。不管人要费多大力气去与天公试比高，如建巴比塔之类，或慷慨激昂去与天斗，其结果都不过是如蝇碰壁，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国内的信徒对神的话语之渴慕，足可以证明圣灵在大大动工。圣经是神的话语，按我们人的本性，没有一个人是会自动地喜爱读圣经的。如果我们人会去自动地读圣经的话，那世界上就用不着这麽多宣教士了。许多人说圣经难读，其实关键不在易或难，关键在於人是否对神的话有渴慕之心。在国内我遇见了许多渴慕的心灵。

这次回国我带了许多最新出版的新国际研读本中文版。这批圣经还真有点份量，每本重达两斤多。出版单位是由李定武博士带领的更新传道会。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了李定武博士，我向他表示很想带几本新国际版回国内，那时这版本还未正式对外发行。李博士一听说我是想带回国内，当即表示一定要在价格上帮助我。於是我以三分之一的市场价格买了一千圆的新国际版。

我带了四十本新国际版圣经搭上了北上的火车。行前我给沿途的一些弟兄姊妹电话，告之我火车经过他们城镇的时间。於是他们便来车站内等我的列车，有时是半夜两三点。国内火车常常不正点，而且无法事先得到通知。於是便常常有弟兄在车站等候好几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当他们得到这圣经时，那高兴之情无法形容。当我到达东北时，我随身只剩下一本新国际版圣经了,但我却面对着一群传道人。有位传道人趋向前，拿出一个厚厚的本子，说能不能用她这本圣经换我的新国版。我打开一看，是她手抄的整本圣经，从创世记到启示录。

在一个小城，我见到一位年青传道人，三十岁不到。我与他闲聊，问他读了多少遍圣经，他说三四十遍吧，没有正式统计过。事实上，培训同工都要求那里的传道人要读四十遍圣经。这对他们而言不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因为每个传道人都是如饥似渴地读圣经，没人要求他们，他们也会这样去做。当一个人能对圣经相当熟悉时，要明白神的旨意也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些传道人也很愿意在祷告上花工夫，每天早晨五点锺就一定在祷告了。

在美国，要获得一本类似新国际版圣经真是易如反掌的事，花上工资的二十分之一，四十分之一，便可获得一本。当然拥有一本好版本圣经也并不就意味着会花时间去读，束之高阁在北美是不是普遍现象？在教会中常见到一些人无休无止地去争论一些极为琐粹的事，最後大家不欢而散，到头来又都说寻求神的旨意是何其难。如果只会吃奶(如一年参加一两次有大牌讲员的退修会)，而不会吃干粮(如坚持每日读经十五分钟)，那一定只能是婴儿。

我觉得有志回国长期定居的弟兄姊妹，如能在追求期间回国去进行一次短宣，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家庭教会取火，那对我们各方面都会有帮助。我们属灵的死敌就是对神的旨意不冷不热。

回国去

从北方回老家湖南，我取道北京。我很想见某研究院的张兄，於是到京後第一件事就是拨通了他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爱人，她说老张这两天很忙，难以会客。我有点不解，因为这间研究院是最为轻闲的单位，许多人一个月就去单位领次工资，顺便开次会。我解说我是他在美国的好友，在京日子有限。她一听说我是远方来客，就说那你将电话号留下，等老张回来叫他与你联络。晚上张兄果然来电，他声音很兴奋。我说对不起，来的不是时候。他说这两天忙是因为十五大的缘故，但曹兄驾到，重过十五大，就是再忙也得见一面。我们相约第二天到他家去吃饺子。

张兄和我算是同年人，都是大跃进年代出生，有次他告诉我，事实上他以前的名字就叫张跃进，後来知道大跃进中饿死了五千万人，他也差一点饿死，是父亲带他行乞才有了今天。他觉得这段历史是他家中的奇耻大辱，於是执意将名字改了。

张兄拿了一个哲学硕士，去年争取到一个机会来美国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我们也就在长春藤有了见面相识的机会，那时我和学校中其他基督徒曾向他传过福音。

第二天如约，我来他家公寓。不一会，他爱人端上了我平生吃过的最好的饺子。张兄手握啤酒杯开始论起英雄。到过北京几次，京人善侃我已是早有所知。他首先问起我最近对国内的观感。我用一句话概括了我的印象，那就是“国外看好国内，国内看好国外”。我们在海外的人一般都觉得现在国内形势不错，只要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中国会有出头的一天，这是国外看好国内。但国内一般老百性则多是悲观，能够出国就赶快出国；许多人有种末世感，今朝有酒今朝醉，故曰国内看好国外。国外的人尽力往国内投资，国内有钱者尽量往国外转移财产，报纸上有报道，我也亲有所见。

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进而指出造成这现象的原因是因为道德失序。国外看好国内是因为国内是一个巨大市场，但国内人生活并没有安全感，特别是有钱人，生怕有人算计。人与人之间普遍失去诚信，故有一点钱的人莫不要设法搞本外国护照。

我问起十五大的情况。他说报上反复强调十五大是中国一个重大时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中国真正的改变是在十七大，他满有把握论道，也就是十年後，中国将发生根本性变革。我心中暗暗思忖，到那时中国的领导人将会是什麽样呢？张兄像是看出了我的问题，他将杯中物一饮而尽，然後将酒杯轻轻放下，字句十分清楚地说道，那时就看我们的了。

此语一出，令我吃惊不小，我当然不便问“我们”一词是何所指，但我强烈感到张兄在政治上已迅速成熟起来。像他一样有政治抱负的人，是不会再走向轰轰烈烈的广场政治。他们在韬光养晦，眼睛盯住了十年以後最高层的政治舞台。他爱人听了说道，老张醉了，但语调中掩饰不了一种欣赏。张兄没有半点醉意,很严肃地说道，但有一件事是他们无法掌握的，那就是百姓的道德。他认为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一定的道德才能得以维系。否则礼崩社会也崩。共产主义当然不足以起精神支柱的作用了。要发明一套道德体系绝不像设计一套电脑程序一样，可由人的头脑想出来。因此，出路不外两条：一是发扬传统，一是借鉴海外信仰体系。张兄说，他已经考察了，认为只有基督教最好，最能匹配现代政治体制；因为现代政治体制就是从基督教背景中自发地产生的。另外，基督教强调的是人的罪性，及追求公义，这正是法制社会的核心思想。而其他信仰系统都有严重缺陷。有些回教国家富得流油，却吸引不了多少华人移民。日本从中国学了儒、佛，最後弄得中国至今恢复不了元气；更为可恶的是毫无忏悔精神。而美国错关了几万日本侨民，又道歉、又赔款。相比之下，一国的立国信仰对一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他井井有条地提出以上立论後，忽然话锋一转，毫无客套意思地说道，所以你们基督徒应该赶快回来传福音，中国才应该是你们作最大投资的禾场。我是党员，现在回来了。十年後我们就会登上政治舞台。你们要是十年後才回来，那时你们就没有什麽戏唱了。或许那时人心会向佛，就像现在的台湾一样；台湾的佛和政治，都是用金粉饰而成。你们敢回来吗？至于困难，那当然有。我回国参加政治改革难度不知多大。但这就是风险投资。

他这一席话使我惊呆了。上帝在向我们呼召，国内饥渴的同胞在向我们呼召；今天，连共产党员也在向我们呼召了。我们，这群生活在北美领受神特殊恩典的人，应该作何回应呢？

曹三强  来自中国大陆，现在北美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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