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季刊 第58期 2011年6月
温州教会只是中国教会中的一个微小元素,也是不可或缺的百体中的一体。温州教会的历史并不算悠久,但她的影响力却遍及中国;温州教会虽然不算一枝独秀,但她却有着极为独特的管理模式。笔者将通过本文向读者介绍温州教会在管理模式上的特点,既关注其模式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又要审视其模式的弊端与局限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启迪,进一步建立合乎圣经的、时代化的、本地化的管理模式,为建立神的教会而尽心尽力。
一、中国家庭教会管理模式简述
中国家庭教会的管理模式仍然是一个研究的禁区,不适宜太公开化地去探讨,也不适宜用海外的成熟模式来做比照。不知情的人看家庭教会的管理常有置身云里雾里之感,因为外人并不容易察觉它具有规划的、系统性的隐形体制;而真正生活在家庭教会这个大家庭中的人,会为她奇迹般的运作体系喝彩,这些出自“底层劳动人民”的朴素管理理念,虽不具备高深的理论逻辑,却能临风屹立于极端艰难的危急存亡之秋。当然,你也会为它时有出现的“杂乱无章”、“山头主义”、“大家长制”等负面要素所困扰,甚至你会与某些海外的“大牧师”产生共鸣,认为家庭教会只是“乌合之众”,是普世教会中的异类,是即将被历史所唾弃的“原始族群”。然而,无论你的观点如何,家庭教会就是神在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她唯一的生存根源在于教会的头—基督。
这就是令人难以琢磨的中国家庭教会的管理模式。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家庭教会的管理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大体来说,其管理上的局限性思想与实际状况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认为行政的制度化有悖于属灵的规则
家庭教会在大体上反对制度化管理模式,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会影响圣灵自由的运行与工作。家庭教会的传道人重视生命的内在性胜过一切的世俗文化与外在的方法、制度,因此,自然不会把一套健全的管理模式放在心上。反之,有了组织就等于成为了世俗化的掳物。这与许多传道人对待讲台的态度是一样的,比如,有人认为传道人不应该写讲章,那样会限制了圣灵的工作,讲道就是要靠临场发挥,这不但体现了圣灵的大能,也体现了哪一位传道人有活泼的生命。
2、认为行政的制度化会留下不必要的把柄
家庭教会的隐蔽性决定了领袖们管理理念的 "隐忍性",一切以低调、隐藏、安全为主要的考量。有了组织就容易被一网打尽,有了组织就容易被定性为非法,就很难在政府的眼皮底下生存下来。
3、把非制度化当作家长制的遮羞布
许多以家长制为自己生命的教会领袖,会以非制度化当作遮羞布,因为一旦撕下这片残布,真相就会暴露出来。笔者试举一例:当年轰动一时的华南教案,凸显出管理制度极权化的华南教会必然会导致犯罪的结果。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缺乏了整全的制度,就没有办法建立起强而有力的监督体制。
4、缺乏具备管理才能的人才及观念的转变
这一因素可能是家庭教会缺乏制度化管理的主要根源之一。传统的家庭教会都是在政治环境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建立起来的,而这些创会的元老人物大都比较封闭,与外界接触的机会极少,因此,在教会建立之后,大都选择封闭、保守,适当地保护自己,不愿意改进,不愿意采纳集体管理的方式来管理教会。
在此种状况之下,教会急需有善于管理的人才出现;也需要改变教会管理的观念。不然,教会将很难“长治久安”。
二、教会管理的圣经依据与重要性
圣经所启示的神是一位有缜密计划的神,万物被创造的时候,按照神的规律各从其类、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不仅如此,神还吩咐亚当修理和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包括天上的,地上的,以及海中的被造之物。可见,管理的职能并不与圣经真理相违背。
"管理" 的原意是: "掌舵",或"领航人",它是神所赐下的恩赐,也是一门事奉神的艺术。
1、圣经依据
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与管理或者领袖有关的教导,这些例子正是当今教会实行制度化管理的依据。下面举几个例子:
(1)修理看守
神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当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人类最早的管理行动(创2:15)。
(2)行政人员
摩西的岳父为摩西出谋划策,拣选忠心又敬畏神的人做行政人员,分别担任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以此管理会众事务(出18:13-27),以减轻摩西的工作量。
(3)治理的
保罗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使徒、先知,也有管理事的(林前12:28)。保罗还说,“治理的,就当殷勤。”(罗12:8)
(4)监督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多1:7;提前3:1-7)监督也可以翻译为长老、牧者、督导、监护等,是新约教会中重要的管理层领袖。
(5)管理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提前5:17)“管理”一词在圣经中共出现100次,可见神对管理的重视程度。初期教会曾选出七位执事专门负责管理饭食(徒6:3),好使十二使徒安心地以祈祷与传道为念。
(6)管家
彼得劝勉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前4:10)。
2、重要性
由于遭受长期的政治迫害,教会在“地下”的环境中建立起与专制主义相似的家长式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处境中生发出很好的果效,但在不断转型的当今教会中却显得刻板、僵硬,以及格格不入。这种单边式的管理体制已经不再适合教会的发展,甚至给教会带来深远的危害。因此,笔者认为建立教会管理制度有如下重要性。
(1)使教会发展有章可循
规范的管理制度可以让人明确自己的职权范围,能更好地发挥每一个个体的恩赐与才干,最终可以让全会众同心合意地建造教会。
完整的教会会章应该包括长老、执事该如何产生,牧师该如何聘请,如何确定会友的申请资格及会员义务,如何召开会员大会,如何管理财务等相关内容。
(2)从根源上杜绝职务犯罪
一个健全的教会必然有其健全的会章(章程),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有了合适的章程,才能赋予执行者有合适的权柄,使会众享有合适的权力。这样既可以杜绝利用权力来犯罪,也可以让教会的发展不授人以柄。
三、温州教会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温州家庭教会的管理体制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它的形成有其独特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在全国范围具有榜样的作用。
1、地方性教会管理用语释义
在阐述温州家庭教会管理体制之前,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具有温州地方性的、与管理制度相关的名词之意义。
(1)负责人:指在教会中担负行政管理责任的人员,包括单独一个教会的负责人,以及由多个教会联合组成的总会的负责人。负责人是教会中最高的行政人员,大多由男性担任。不论是单一教会或是总会, 负责人大多有七人组成, 被信徒昵称为“七个头”。
(2)治理:指在教会中的管理行为,与“管理”有相近的意义,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让教会的事工顺利进行。“治理”一词出自圣经,而“管理”又显得社会化,故“治理”成为行政管理的代名词,如“负责人”有时会被称为“搞治理的”。
(3)工人:指传道人,他们被称为“为神作工的”,因此而得名。比如,当问及外来的主日讲员时,会说:“这个礼拜天的工人是谁?”
(4)仆人:指传道人,因为圣经称服事神的人为仆人。特别在温州的乡下教会,大都称传道人为仆人,如“今天的仆人是一位青年人。”有时,仆人也指所有事奉的人,语意范围比“工人”要广。
(5)讲道人:指传道人,指在讲台上讲道的人,重点说明是传讲圣言的。由于温州教会没有按牧的习惯,因此,传道人都没有牧师的称号,直到最近三年才有海外的牧者来温州帮助教会按立牧师和传道(教师)。
(6)使女:指女性传道人。在圣经中,仆人相对于主人,使女相对于主母,温州教会从中结合两者,称男性传道人为仆人,称女性传道人为使女,如“主啊,求你赐福与你的使女,使她的讲道大有能力。”有时,使女也指所有事奉神的姊妹,语意范围与“仆人”相似,只是不包括男性的“仆人”。
(7)同工:泛指服事神的人,包括讲道的、探访的、主日学教师、福音点领袖、祷告会成员等,在不同的事工名称后加上“同工”两字即可:讲道同工、探访同工等。
(8)交通:指教会中召开的各类具有决策性的会议。从性质而言,包括事务性会议、神学教育会议、儿童事工会议等;从人员而言,包括执事会议、同工会议、负责人会议;从范围而言。包括小组会议、小议会、大议会等。
(9)开会:有时指“交通”,有时指举行的大型的、群众性的聚会,如培灵会、青年会、女众会、探访会、同工退修会等。特别在乡下教会,开会绝大多数是指后者。
(10)点:指一个独立的堂会(教会),是教会最小的组成单位,也叫“聚会点”。带领一个点的弟兄或姊妹,就叫“带点同工”。在温州,一个独立的“点”基本上都拥有不少于一处的聚会场所,以及拥有成人、青年、主日学、民工、残障群体等不同的聚会点。
(11)片:指由多个点组成的联合型单位,其组成数量有多有少,如永嘉某片由56个点组成,而有些片则包括了十几个教会。
(12)总会:指教会的总机关,或总部。它可指一个片的总部,也可指由不同的片所组成的更大的联合教会的总部。在总会工作的人基本上就是教会的负责人,也被称为“总负责”。
(13)温州区会:指在1971年建立起来、包括温州五县一市的联合教会,名为“温州地区教会”,简称“区会”。1982年,区会三位主要负责人有两人加入“三自”,大批教会从此进入“三自”,这是区会的第一次大分裂。
(14)温州市教会:指在温州市区和市郊十一个片所组成的联合教会,简称“市会”。从行政区域来说,包括温州的三个区: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但以鹿城区为主,该区为温州市的主城区,被称为市区。
(15)基督教华信联会:华信联会最早开始于十年前,直到2009年10月才正式宣布成立。这是除温州区会、温州市会之外的第三个总会,下辖范围跨越到温州附近的周边地区,包括:碧莲片、四川片、届坑片、楠溪岙片、乌牛片、银桥片部分教会、瑞安北片、瑞安南片、洞头县教会、 柳东片、 柳西片、乐东片、玉环教会。华信联会的建立,标志着温州区会和市会之外的其余教会拥有了自己的最高总会,这三个“总会”组成了温州整体的教会。
(16)系统:指具有不同神学立场所产生的不同立场的教会,这个称呼起源于近年,而且多为温州之外的教会对温州教会的称呼。比如,按照得救教义的不同而产生:瑞安系统和乐清系统,前者主张“信到底救到底”,后者主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目前,在温州的家庭教会能具有代表性的为三个系统:市区教会(走福音派路线)、区会(坚守区会阵地,走阿敏念路线)、基督教华信联会。
(17)小议会:从时间而言,指每月或每季召开的负责人会议;从范围而言,指由中层同工组成的定期举行的会议。
(18)大议会:指在每年年终举行的联合议会,有点大议会,片大议会,总会大议会,地区大议会,主日学教师 ,福音工作大议会等,参加大议会的人员由各教会的主要同工组成,其议程包括年度性讲道、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新年年度计划、分组讨论、宴会等。大议会的时间视不同的教会而定,永嘉某片教会的大议会要开三天,而后逐渐改为一天。温州地区最早的联合大议会于1972年4月在瑞安召开,参加者超过500人。
(19)合会:指不同教会、或不同片、或不同地区的教会所举行的联合聚会,以讲道、查经、交通为主,既造就灵性,也能拓展事工。
(20)派单:指由总会统一为每个教会安排主日讲员,所有传道人都由总会派遣,总会要按照每位传道人的不同情况而决定这位传道人在一个季度内的讲道次数、派遣的教会等。派单制度是历史的产物,起源于上世纪的60年代,当时由于缺乏传道人而实行传道人轮流到各教会讲道,之后便成为教会牧养的重要方式,直到今天。
(21)外差:指教会按照对方教会的邀请,差派传道人到外地做培训的工作。这里的“外地”包括本县市之外的同省的地方,也包括外省,部分教会则已经把训练工作发展到了国外,如欧洲温州人较集中的意大利、法国等地。
2、教会管理制度从产生到发展
温州教会管理制度的形成有其历史因素,而其发展则是指它在每个不同阶段,其本质都产生改变,从简单的模式到有条理的模式,从专制的管理模式到团队的管理模式,一步步走向完善。
(1)松散型管理模式—20世纪60年代
由上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的教会是温州教会历史上最为本土化、最为自立的教会。祷告点是当时最原始的教会,她没有华丽的教堂,也没有优秀的教牧人员,只有祷告的祭坛。该年代教会的管理模式如下:
A. 神治时代—传道人由神亲自呼召
在当时那个连祷告会都要受到禁止的年代中,神常常通过祷告时的感动,或是异梦异象,亲自来呼召传道人,接受神呼召的人一旦得到神的印证,就会马上投入事奉的行列之中,他不需要经过任何组织的审批,也不需要向任何人做保证,其唯一要忠诚的对象就是神。1
正因为此种原因,当时教会中就出现不少的 “游行传道人”,他们像彼得那样,周游四方,所到之处必有人接待,然后就在某个祷告会中讲道、查考圣经,这些传道人在那个年代中成为供应信徒生命所需的牧者。这不仅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也直接影响了往后温州教会的管理体制,轮转式的派单制度最早应该从这里开始。
这是神亲自治理的时代,就连信徒的生老病死都可以在异梦异象中得到提前的“预告”,传道人的兴起更像旧约的先知,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出来任职。
B. 多产年头—教会建立如雨后春笋
60年代的温州建立教会的速度之快令人惊叹不已。据林乃姆的回忆录记载,他去茶山、沙滩头等地,经过一次讲道,或是几次讲道之后,就可以在某人的家里建立一个教会,人数也就由一家人变成几十人,甚至上百人。2 这些被建立起来的教会,基本上是独立的,不隶属于其他教会,因此,在管理上更是“一盘散沙”,无从管起。
C. 走向有序—合一理念的萌生与落实
到了60年代末期,经过六七年发展,温州传道人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网络,教会的联合与合一也随之产生。林乃姆的回忆录中写道:“1967年,温州教会与梧田教会举行联合的洗礼,温州去的约有200人,共约300人在沙滩头受洗归入基督。”3 这是自1958年温州市教堂被关门后的第一次大型洗礼仪式,洗礼工作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钟。到了1970年,温州市区建立了合一的教会。这一切都表明了合一的时代即将到来。
笔者经过研究考察发现,走向有序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有一批能被不同教会都接受的传道人,他们自然而然就成为众教会的桥梁。
(2)家长制管理模式—20世纪70-80年代
到了70年代,教会中的英雄人物兴起,具有特别领导能力的人才出现,他们成为“精神领袖”,也成为教会重要场合的代言人,家长制模式也就逐渐产生。
A. 教会渐趋稳定,合一带来权力中心的形成
1969年5月,由青年人主导的温州市教会六个大片渐渐形成,并由此而建立起中老年的聚会,这六个片分别选出负责人,组成各自的领导中心。4
1970年,温州市区第一个联合型教会正式建立,由林乃姆为总负责,并由胡恩、金华德协助。5
1971年, 温州五县一市的 "温州区会" 建立6,这标志着温州地区教会最高领导中心的成立。特别是区会的建立,温州教会重大的决策权都集中到了区会。
B. 制度开始建立,终身制成为家长制的前身
温州市区教会建立之后,开始制订教会规条,如 7:
第一,洗礼的规定。主张“大水洗”(浸水),尊重“少水洗”(洒水或点水);各片洗礼由林乃姆主礼。
第二,圣餐的规定。主张一杯制(全教会共喝一个杯子),但尊重分杯;圣餐由各片负责人主领。
第三,负责人为终身制的规定。负责人在没有犯错误的情况下,实行终身制。
第四,外出传福音的规定。外出的费用自理,不允许接受外地的经济资助,若有奉献,必须带回本教会。假如出外传福音的人有经济上的困难,则由教会提供帮助。
建立制度固然是好,但若是把终身制写进制度中,这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
C. 属灵争战激化, 分裂现象让教会走向山头主义
当时,导致教会分裂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异端。
异端的危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50年代,温州市南唐的何天民设立“天国医院”,借赶鬼医病之名,诱惑无知的女信徒,与之发生性关系,蒙骗的人很多,何天民称之为“灵交灵”。到了60-70年代,何天民的势力发展到市区、乐清、永嘉、三溪、永强、瑞安、洞头等地。8 该异端思想搅扰了当时的教会,使得其他教会不得不采取防范的措施。
第二,“三自会”复出。
1980年2月25-3月1日,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标志“三自会”正式复出。同年12月16-18日,温州“三自会”召开代表会议,宣布正式复出。9
1981年底,温州区会在甲里桥举行小议会,共同商讨对策。结果,林乃姆等同工表示我们要进入三自,掌握三自的舵。1982年上半年,区会三位总负责有两位进入三自,分别为林乃姆和金道兴。10 此后,瓯海和平阳等地的教会成批进入三自会。一场极大的分裂在温州教会中发生,这也是温州本土教会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大分化。
由于“三自会”的复出,80年代的温州教会如同一个江湖,到处硝烟弥漫。有不少教会进入"三自", 而有不少教会轰轰烈烈地出“三自”。以永嘉为例,由桥头几位传道人发起的“出三自”运动从桥头一直蔓延到全县,甚至影响到温州市区,很多从"三自"出来的教会纷纷把自己的教会改名为“某某新教会”,如“碧莲新教会”、“石湖新教会”等,这些名字都用毛笔字写在一排一排的座位上,显得整齐划一、气势如虹。可见,80年代既是混乱的年代,也是树立英雄的年代,真可谓是乱世出英雄啊。
(3)团队加家长制的混合管理模式—20世纪90年代
90年代的温州教会已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各项事工都得到了拓展与进一步的发展,但属灵的战争依然猛烈。在这个阶段,团队制度与家长制度相互交叉,混合在一起。
A. 新事工开展,团队成为必然的选择
90年代的事工发展已经超出了“家长们”的主导能力,新开展的事工不仅是新鲜事物,也需要一个团队才能运作。笔者将温州地区的教会在这个年代的新事工做一个介绍。
1992年,温州城郊片教会率先开展民工福音事工,此外,民工归主成为90年代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从民工信主,再到训练民工成为传道人,这在温州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事工步骤。11
1993年,温州地区不少家庭教会开始建立儿童主日学,从此,主日学事工向各教会拓展,儿童归主、少年传道人的兴起成为当时代教会的又一道亮丽风景线。
1993年,永嘉县桥头教会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办全时间的培训班,后称为“学道班”。不过,学道班并非是新鲜之名,早在文革中温州教会就已经使用这个名称。至此之后,学道班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凡是温州教会所联络到的地方,都纷纷开设学道班,而在温州地区,学道班的数量不少于20所,这就是温州式的神学教育,可称为温州特色的神学院。
以上任何一项事工的开展,都不是一位家长能完成的,因此,家长制在部分的层面上已经走向瓦解,尽管整个团队仍需要一个主要的属灵领袖以做最后的定夺。
B. 断海外关系,闭关自守成领袖首选
1992年,刘彤等六位海外牧师到西门片教会讲道,聚会都很顺利。然而,就在六位牧师从机场起飞的那一刻,西门教会的多位领袖立即被捕,公安所给的罪名为“非法接待外国人。”据当时被捕的老弟兄介绍,此次被拘留的时间是一个月零一天。从牢房被释放后,公安留给他们三句话:不可反对三自;不可接触外国人;不可印刷圣经等资料。12
结果,80年代之后刚刚有所崭露头角的“外交势头”受到了严重地打击。经过市区教会领袖的交通决定,温州市区教会从此不再接触海外教牧人员。这正是因噎废食的道理。90年代的温州教会就这样在闭关自守中度过20世纪的最后几个“残年”,直到2000年,才有一批弟兄姊妹开始接触到海外的牧者,从而再次开启了外交大门。
C. 教义起争论,山头主义再粉墨登场
1995年,温州教会在“得救”问题上发生了大争论,持改革宗神学路线为代表的乐清教会,与持亚米纽斯(阿敏念)神学路线为代表的瑞安教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前者倡导“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后者倡导“信到底救到底”。13 本次争论持续时间长久,影响巨大。
每次分裂的发生都会给教会带来重重一击,分裂的双方都会显得分外的谨慎,以防被对方的势力影响,故而教会逐步有了层层的围墙,以至于让具有属灵权威的“家长”在围墙内有了全权的发言权,继而任何与外界接触的事情都要经过审批和同意,凡是违背此项规则的都被处以混乱教会的罪名,最终“山头主义”粉墨登台。
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崇拜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某些有名望的传道人成为风头浪尖上的绝对权威,他们的话说一不二,就如同当年毛泽东的“两个凡是”,一旦违背就会受到众叛亲离的危险。
(未完,待续)
注释﹕
1. 参林乃姆著:《林乃姆回忆录》,未出版。林在回忆录中写到:“58年至60年,温州市所有的教堂全部关门,又不准家庭的聚会,连三四人祷告会也不许,公安局人员和三自会人员,到处视察汇报管辖。”林本人就是在秘密的祷告会中悔改信主,并献身做传导人的。
2. 同上。林在回忆录中见证了一个聚会点的建立:“1965年5月份,在汤圆巷,阿菊姊妹家又建立聚会,荷花这一圈信主的人都去阿菊姊妹家聚会,有三十人左右 ,证道在主日晚上。”
3. 同上。在这次洗礼中,不少病人病得医治,林记载说:“朔门有一位姊妹在这次洗礼中,原来一直颤抖的手洗好,后来摆了一桌酒席,请我去吃喜酒,我不知道为甚么,我去到的时候,他们全家都坐好,等我去坐席。”
4. 同上。林在回忆录中写到:“青年六大片已经建立,召集六大片老年中年弟兄,参加聚会⋯⋯选立各片负责人。”六大片包括:南门片,市中片,西门片,朔门片,东门片,八字片。回忆录中有详细的各片负责人名字,出于慎重考虑,笔者不将名单列出来,因为当事人基本上都还健在。
5. 据陈撒母耳牧师口述。
6.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未出版,页139。
7. 林乃姆著:《林乃姆回忆录》。
8.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151。
9. 支华欣著:《温州基督教》,浙江省基督教协会,2000年5月,页46。
10.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170。
11. 笔者从事民工福音工作有九年的时间,亲身经历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民工归主的整个过程,读者请参考拙作《我和民工有个约──温州市城郊教会民工福音的评估与前瞻》,刊于《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九期,2007年7月。
12. 据江BS口述,笔者采访纪录。
13. 温州区会编著:《温州区教会史》,页197。
舍禾 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美国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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