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季刊 第59期 2011年9月

 

 

 

D.  经济大潮涌现，信众流失导致事工合作频繁

于建嵘指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城市化进程加速，面临世俗化、城市化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强大挑战，教会一时无法适应，出现混乱。”1这一说法在90年代的温州教会，特别是乡村教会是一种不争的、普遍存在的事实。为了迎接经济大潮的挑战，大批农村的信徒和教牧人员迫于生计而背井离乡，成为流落城市大街小巷的农民工。他们的离开，不仅带走了教会曾经有过的复兴和蓬勃，也带走了真理的话语权，农村教会留下的仅是老人、妇女和孩童。甚至有些村庄成了无人之村，所有人都移民到了乡镇和城市，而农村教会也因此一个一个的关闭。

当时，在温州乡间教会流行着一首“哀歌”，其名为《苦海的漩涡》，诗歌把这种经济大潮称为“苦海中的漩涡”。歌词共分两段，第一段是消极的告白，第二段是在消极中带着期待和愿望﹕

1、苦海的漩涡，正在急急旋转，有许多青年弟兄姐妹们，在漩涡之中挣扎。虽想极力挣脱急流，但无志向身不由己，随急流转的晕头转向，险境丛生终消失。远离了慈悲的救主，失去了肢体生活，失去了父神的保护，得不着心灵的安慰。弟兄姐妹，谨慎漩涡，警醒祈祷求主助。

2、苦海的漩涡，正在急急旋转，有许多青年弟兄姐妹们，在漩涡之中挣扎。时而漂浮时而消沉，心情焦急灰心绝望，骨肉的同胞遭此不幸，我们岂能不在意。赶快扬起救人风帆，牢牢扎下灵魂锚，靠主能力洪流奋斗，宁可舍己也要救人。甘心献上，不论强弱，不要迟延趁此刻。

面对“漩涡”，乡村教会的传道人把讲台对准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教会世俗化问题，并向离家的信徒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笔者就是在那种情境中成长的﹕许多传道人为此而声泪俱下，那种迫切，实在令笔者终身难以忘怀。于是，许多关于这类信息的诗歌就出现了，如一首《热心吧！弟兄姐妹》就是旨在唤起弟兄姊妹热心爱主，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写的﹕

“有的被世界吸引，有的被罪恶缠累。弟兄姐妹，有的贪爱钱财，离开教会，好像耶稣门徒的犹大。”

可见，当时教会视顺经济大潮随波逐流者为信仰的背叛者、信心的软弱者。而那些为生活四处奔波的信徒和传道人却无力回应这一谴责，只有在深深的愧疚中日夜打工糊口。

几年之后，教会领袖痛定思痛，终于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亲自走向城市，聚拢自己的信徒开始主日崇拜和周间查经，并把这些新建立起来的聚会点转交给温州或是当地的教会，使自己教会的信徒在城市中同样得到牧养，而他们自己则定期到城市探访。例如﹕地处永嘉县偏远山区的碧莲片教会在当时有大量的信徒外流，后来，教会领袖决定借用温州市区郑桥教会的教堂，每月举行一次大型的外出信徒的培灵聚会，这样的聚会坚持了大约两年之久，最后终因人力物力的不足而宣布停止，而信徒则全部分散到温州市区各教会之中。不过，感谢神，这也令碧莲片教会的领袖们与市区教会有了更近一层的接触，从而也促进了彼此之间的合作更加频繁。

E. 教会大遭迫害，彼此扶持患难与共

1996－2000年，是温州教会不平静的几个年头。大量的教堂被拆、被炸、被占用，仅永嘉一个大片就失去了11座教堂2，而像温州市区的华龙桥教堂和上徒门教堂这两座规模较大的教堂也不能幸免于难。此外，几乎所有的祈祷山都被夷为平地，温州教会四处弥漫着瓦片和泥灰的气息。这正是政府对中国教会的又一次试点打击。感谢神，失去了教堂并不等于失去了教会，这场持续多年之久的苦难把温州各地教会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家彼此扶持，患难与共，家长制度在这场战火中经受考验，而那些临危脱逃的“家长”更是无颜再回家长宝座。

总之，90年代的温州教会是一个伴随着矛盾、争战和成长的教会，每一个冲击都把教会带向不同的方向，但总体来说是朝着同心合意的方向行进的。

（4）团队加民主式管理模式—21世纪初叶

尽管90年代的温州教会已经实行部分领袖的民主选举，在总会的体制上已经有部分教会走向联邦制，但尚处于摸索的阶段。到了2000年之后，教会在制度上开始有了较为开放性的讨论，从而使得教会的制度逐步走向健全。

A. 放下历史包袱，由公开化走向正规的办公模式

经过半个来世纪的发展之后，温州家庭教会逐渐放下历史的包袱，这包袱中装有对政治迫害的恐惧、对自我保护的低调、对外界的隔离等。一旦放下了这一切，教会就自然走向阳光的一面。从2000年开始，不少年轻传道人已经寻找教会在社区中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有些传道人则开始公开发个人的名片，部分从前从未如此公开的个人信息也毫不隐藏地流了出来。

个人的公开化，逐步影响教会的公开化。于是，不少堂会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紧接着，某些大片也就有了办公室，片办公室集合了片下属的所有负责人，大家坐在一起同时办公。到笔者出国深造之后，温州市区家庭教会的办公室已经不是秘密，几乎每位担任重要事工的全职传道人都有了自己的办公桌。这样既可以合一处理教会的重要事务，及时协商紧迫的教务，又可以养成制度性办公的好习惯。

集体办公是温州地区教会最近几年的一项新事物，也是半个世纪以来走出恐惧的一个具体体现，它也成了温州家庭教会的一个历史性的亮点。在办公室里，团队的运行方式取代了家长制的个人操作方式。

B. 走制度化路线，教会章程和信仰告白相继面世

为了使教会的管理有法可依，为了使所有的事奉者有行事的约束力，温州很多片的教会都相继出台了教会章程，这些章程都是经过反复讨论，既有本土特色，又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章程明确规定了事奉者的资格，以及负责人的退休年龄。

除了教会章程，很多教会也相继推出了信仰告白，以表明自己教会的信仰立场。其中，最早公开信仰告白的为《麦种》杂志。

此外，也有教会开始有会友手册，如某教会的会友手册内容包括﹕教会的性质、教会的信仰、会友的条件、会友的权利、会友的义务、会籍的保留与终止等。

C. 放下个人权威，选举制度取代任命制

经过多年的发展，温州教会的行政体制渐趋成熟。大多数上层领袖（特别是总会领袖）都由选举产生，负责人不再是终身制，也不再是简单的任命。当然，目前的选举还不是全体信徒一人一票选出来，而是在同工团队中直接选举产生，这与北美教会的会员大会还有一定的差距。但至于教会是否都一定要奉行“会员大会”这一制度，笔者以为，这尚有待思考。

D. 松紧有序，联邦式的行政体制显成效

大多数总会与片会之间所实行的是联邦式的行政体制。比如，温州市区教会，下辖11个大片，每个大片都有不少的教会。市区总会是11个大片事工的中心，但各片在执行决议的时候，不一定都会全然接受，他们会按照自己片教会的特殊情况而稍作修订。各片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各片既要接受总会的指导，也有权决定自己片会的所有教务。这与美国的州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有相似之处。

温州区会虽然在权利上还是趋于集中制，但区总会对于各片教会，特别是那些在瑞安之外的，如永嘉等地的教会是无法做到完全掌控的，那些教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自由度。

 

四、温州教会当前重要事工的管理制度

总结历史，总能给我们开启一扇智慧的大门。了解了温州教会的行政管理历史之后，笔者向读者介绍一下温州教会当前的一些重要事工的管理制度。

1、行政制度

从行政角度而言，温州教会有很多不同体系的教会，但影响最大的有三个﹕温州区教会、温州市区教会、基督教华信联会。

（1）温州区会

温州区会至今已有四十年的历史，不过，上世纪80年代之后，区会就已经有很大的分裂，从意义上来说，区会已经不具备地区的代表性。

区会目前的范围包括﹕瑞安市的部分教会，乐清柳西和乐东的部分教会，永嘉桥下等教会，龙湾部分教会、温州市区极个别教会，以及温州市会中极个别的传道人。

区会总会为最高领导机构，总会定期召开议事会，青年会，大型的培灵会、退修会、查经会等。区会也不同于其他的总片，在地域上比较分散，召集议员开会也较为不方便，但与其他几个总会相比，区会的权利更加集中，其精神领袖更具话语权，其交通事项的贯彻程度更高。当然，相对的高压带来相对的抗拒。

温州区会的行政范围并不局限于温州地区，它也发展外省的事工，以及欧洲事工，这些在温州之外的教会也大都有温州人组成，并在行政上隶属于温州区会，这些“外省教会”有的是区会所建立，有的则是后来归属区会的。

（2）温州市会

温州市区教会下辖十一个大片，每个大片都有独立的教务决定权，市总会为最高行政机构，共有十一位负责人，并在十一位中产生一位总负责，称为议长。

市教会有统一的交通会，定在每月的第一周，会议的模式是从上到下，层层递进。

会议当天上午为市总会十一位负责人会议，类似于筹备会，会议由议长主持，下午则是扩大会。扩大会由几十位议员组成，这些议员分别来自来个片的代表。晚上，召开青年议会，这些议员来自市各个教会。经过一天的会议之后，市会的会议宣告结束，接下来则是各个片继续召开会议。

经过一天的会议之后，各教会代表把会议的精神带回各教会，然后组织教会会议。

  （3）基督教华信联会

华信联会属于松散性的组织框架，旨在建立一个宣教与神学教育的联合型平台，联会一年举行四次会议，其中两次为小议会，两次为大议会。联会负责人员每年轮流探访各个片教会，以此进行连络的工作。

华信联会的下属各片教会仍然具有完全独立的行政地位，其原来的教会架构也不变，只是大家共同加入联会而已。如柳东片、柳西片和乐东片原本属于乐清教会总会，该片有着成熟的管理体制，在整个联会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介绍如下﹕

乐清教会总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理事会，下面有议会，理事会由议会选举产生。乐清总会的常务会议有﹕理事会议、季度会、月学习和年终会议。理事会主席就是乐清教会总会的总负责人，即最高领袖。

乐清教会的三个大片共有100多个教会，每个教会的负责人大都有年轻人担任。每个教会大小不一，小的几十人，大的几千人。但以三四百人的教会为最多。

乐清教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外省教会”。所谓“外省教会”就是乐清教会在外省发展起来的教会，以外出做生意的乐清人为主，这些教会虽然分散在全国不同的地方，但在关系上都隶属于乐清教会总会。

除此之外，温州家庭教会还存在其他的一些系统，如温州地区的基督徒聚会处，还有独立于温州传统教会之外的、也不隶属三自的有﹕医师点、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以及在温州大学城周边所建立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的团契等。

2、教务制度

教务制度包括教产管理、总务的安排。笔者把教产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开化的属于家庭教会的教堂，一类为以私人名义购买的社区内的聚会场所。

温州教会在浙江省是比较独特的，政府对教会的政策也比所有地方都宽松；浙江省教会与全国教会相比也比较独特，其中，家庭教会拥有宏伟的教堂正是其中的特征之一。这些大型的教堂，有的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相同，有的则是比较隐蔽的建筑，除了高耸的十字架之外，其余的大概都不大能看出是教堂。

此外，凡是在社区内购买的聚会场所，都是以多人的名义联合买下的，但为了防止万一发生的教产之争，这些签名购房的教会同工都要另外立下合约，说明某某地方的房子是教会的房子，不属于私人所有。这样，既避开了政府不允许以家庭教会的名义购买房子的政策，也防范了可能发生的教产争议。

除了教产，还有教会总务的安排。比如，一个大片每月都需要举行议事会，会议地址、午餐等伙食的安排都需要有制度化。总体而言，每月的片会议轮流由每个教会接待，包括提供会议场所和午餐、茶水等具体的事宜。另外，关于举办大型的季度退修会，同工退修会，传道人查经会等则由部分大教会承办，所有费用也有该教会支出，而对于部分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总会要承担部分的会议支出。

3、财务制度

温州教会在财务制度上有如下特点﹕

（1）匿名奉献，只收现金

大陆教会与北美教会在财务制度上最大的区别为﹕大陆传统教会绝大多数为现金奉献，奉献者不具名，因此，也不像北美教会需要在年终或报税时间之前向会众提供免税收据。正因为这样，大陆与北美教会在财务上所体现出来的问题也是不同的。

（2）每月第一周圣餐聚会为奉献的时间

温州教会奉献以每月第一周圣餐主日为准；当然也欢迎弟兄姊妹在其余几周奉献。奉献是在圣餐完毕的时候举行，会众自发地移步到讲台前面，把奉献现金投入奉献箱中。

（3）数点奉献的人数至少在两位或以上

这是符合圣经的做法，两三个人才能做见证。假如是一人数点，必然会出现问题。

（4）财务、会计各自独立

有些教会会直接把奉献存入银行，而农村教会则会把奉献存放于某位执事的家中，但是，必须有不同的锁加在一起，反之，只有其中几位在场仍然是取不出钱的。

（5）总会财务来自堂会，特殊事工有特殊奉献

基本上每一个大片都会在每年的正月定一个主日为总会奉献，该主日的奉献款要当场数点，并在某一个时间送交到总会。

也有一些片规定要定期将奉献的一部分交给总会，或是所有奉献都要上交总会，然后实行按需分配，不过，这类教会属极少数。

假如总会要开展特殊工作，不在年度的财务计划之中，那么，就需要有人认捐，或是通过教会的同工向某些人单独提出，希望他们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6）财务不公开，仅局限于同工层中间分享

这与北美教会有着天壤之别，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教会由于没有被政府承认的法定代表人，因此，财务不能对外公开，而仅仅局限于同工开会的时候做财务报告，而信徒基本上不可能知道教会的财务情况。当然，财务不公开很容易引起经济的问题，这正是中国某些家庭教会在财务上出问题的根源所在。

4、人事制度

温州教会在人事上并没有成立独立的部门，人事由总会七位负责人之中的一位来做安排。所谓人事的事务就是处理关于全职与带职同工的相关事务。只有全职同工才能享受薪金，全职同工的薪金很低，与温州社会标准相比，实在是相差很大。

全职事奉者以讲台服事为主，仅仅从事音乐或文字事工者是不能成为全职同工的。全职传道人分散于主日讲台、儿童主日学讲台、栽培事工的讲台上，就是总会的负责人也都是传道人，无一例外，唯有带下面聚会点的同工未必是传道人。

带职的事奉者，无论从事讲台事奉，还是从事祷告、探访等事工，都不能享受教会的薪金，特殊个案例外。

其他人事安排如﹕派单安排、到全国各地培训人员的安排、特殊聚会讲员的安排等，但这些安排都在全职和带职两个范围之内。有些事工只能由全职传道人来做，而具有专业性的事工则会考虑由带职的传道人来做。另外，带职传道人基本上都参与总会的派单。

5、牧养制度

温州教会在教牧工作上以派单制度为准，然而，派单制度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派单和派工制是六十年代的产物，对于当时的教会具有切实的意义。然而，教会发展到今天，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来说都已经到了更高的层次，派单制度已经不符合今日教会的发展状况了。在教会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派单制度不应该是整个温州教会唯一的选择。关于派单制度的利弊，笔者在此不做详细探讨。

6、训练制度

       温州教会在栽培、训练上独占鳌头。上世纪90年代至今，可以说没有一个地区性的教会能做到像温州教会那样在训练事工上的“全民皆兵”。

（1）“外差”是教会事奉中的重要部分

温州教会的外差事工遍布全国各地。有一次笔者外差路过一个极其偏僻的城镇，结果，在那里遇到了一家来自温州的弹棉花的人，这令我感到欣喜万分。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在外差这一方面，也差不多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温州外差的传道人”，笔者这样讲似不为过。

（2）私人“接差”是整个训练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除了教会统一的差派之外，部分脱颖而出的传道人成为众多教会、学道班青睐的对象，他们常常会以个人的名义被邀请，前往带领退修会、同工栽培、学道班授课等工作。私人接差常与教会派单以及外差产生冲突，因此，某些教会规定，传道人一定要服从总会的安排，在派单和外差全面安排之外才允许私人接差。而有些更严厉的情况则是所有私人接过来的训练工作都要交给总会，然后以总会的名义差派。

（3）本地教会定期、短期、长期训练并举

除了外差，本地教会也有定期的各类训练工作，如每年一度的大型退修会，包括传道人退修会、青年同工退修会、民工同工退修会、女众（即姊妹）退修会、主日学讲员退修会等。

短期训练如﹕暑假儿童青少年一周的夏令会、每月一次的传道人神学训练等。

长期训练则指学道班的学习。学道班就是家庭教会的神学院，进入这类班级的人员要经过一至三年的神学训练。

无论是定期、短期，或是长期的训练，几乎所有的讲员都为温州本地的传道人，直到最近几年，这类讲台才逐渐对外开放。

（4）堂会单独进行的训练事工

温州教会普遍注重同工训练，几乎每一个独立的堂会都有自己组织的训练工作，或是几个教会联合举行训练工作。这些独立的训练工作不受总会限制。如笔者曾从事九年的民工福音工作，从建立民工教会，到训练民工成为传道人，笔者都曾经参与；还培养了几位民工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回到家乡之后，都成为当地教会重要的领袖。

 

五、温州教会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更新

调整与更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非常艰巨。笔者仅提出几个看法，以做参考。

1、要实行“小总会，大教会”的行政路线

“小政府大社会”是民主国家的特点。温州教会在行政上应该考虑权利下放，而不是把权利集中到总会当中，让教会或各个小组有更多的自主度。

2、开放“机构禁”，组建各类专业性机构

有了“小总会”的路线，才会有开放“机构”的可能性。教会不是全能的，有许多事情需要有不同的机构来完成。比如，教会可以考虑把社会关怀和社区参与等事工放手给相应的机构来做。在宣教方面，也是如此，从长远角度来说，温州教会一定需要有独立的、上轨道的宣教机构，即差会。此外，还有从事文字出版的、婚姻培训的、学术研究的、神学教育的等方面的机构。

3、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实现教务公开化

教务公开可以防止暗箱操作的可能性，从而避免潜在的危机。当然，中国的国情并不适合教务全然公开，但教会一定要寻求适当的途径，让会众清楚教会各方面的事务进展，特别是经济的情况。

4、广开言路，采纳多方的提议以使事工更加完善

广开言路首先要做到经得起批评。笔者最担心领袖们不愿意接纳批评者，历史证明批评者往往会被作为敌人来对待。另外，从90年代的教义之争可见，意见不同者容易轻易的把对方定性为“异端”。因此，放下自己、谦卑自己，不以世俗的论资排辈为考量，这样才能听到多方的声音，才能使教会的事工得到拓展。

5、加强学习，让行政同工有学习和深造的机会

在这一方面，乐清教会做得比较出色，据那里的一位同工介绍，现已有十几位在教会任重要职位的传道人在新加坡等海外神学院深造、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只有这样才不会让自己留在历史的夹缝之中，这不仅拓展传道人的属灵和社会的视野，也能让教会的异象更加远大。

6、与兄弟教会建立横向联系取长补短，共兴福音

当前的温州教会与70年代相比，缺乏了整体性和代表性，随着合一的失落，谁才能代表温州教会，这个问题正式浮出水面。不过，笔者以为，谁是代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温州各个系统的教会能联络在一起，这样才能实现再度的合一。

除了与温州当地的教会联络之外，温州各片教会应该与全国更多的兄弟教会建立横向联络，取长补短，共同兴旺福音，因为神在每一个教会都有他独特的恩典，没有一个教会的存在是无意义的，没有一个教会不在神的恩典之中。

7、推动牧会制是教会当前最为重要的事工

温州各地教会在这几年都有转型的呼声，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此更是呼声四起。然而，从派单制转向牧会制并非易事，笔者将在其它篇幅另作分析。但无论如何，牧会制度乃为众望所归，只有这样，温州教会才能在全新的时代继续胜出。

 

六、温州式管理模式对其它教会的影响

温州式管理模式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已经不仅仅属于温州，而是影响到了全国各地的教会，成为一种教会内的“公共的管理模式”。那么，温州教会的管理模式是如何输出并实践在其它教会之中呢？笔者总结如下﹕

1、通过“外差”，带动各地建立温州式管理模式

温州各片教会常年派遣传道人到全国各地做培训工作，遇到当地教会行政上的问题时，传道人必然用温州的管理方式给予解答，由此，温州教会的管理模式渐渐深入人心。

有时候，教会特别差派行政治理的同工到某地进行指导和策划，以帮助当地教会建立完善的行政体制。以安徽省为例，经过温州教会十多年的帮助和指导，安徽大部分教会已经建立起管理制度，并在各片教会之间建立起纽带，共同兴办神学班，共同开展传道人培训工作，共同策划福音宣教事工等，安徽省的情况正是温州教会在管理模式上对外影响的真实见证。

2、通过招聚各地教会领袖来受训，教导管理模式

温州各总会都会定期招聚全国各地教会的领袖来温州受训，除了在神学和生命上的教导，也在治理模式上手把手的教导，这些传道人回去之后，自然会把管理方式带到自己的教会之中。

3、通过民工返乡把管理模式带回家乡教会

这种方式在温州市区城郊教会尤为突出，笔者在带领民工教会期间，曾训练一批弟兄姊妹成为传道人，其中几位回到家乡教会后成为重要的领袖，并把温州管理模式带回家乡教会。

4、通过商人\移民的脚步使“温州搬”在欧洲崛起

在欧洲温州人聚居的城市，大都建立起较大型的温州教会，其模式也都照搬温州教会的模式，因此，被戏称为“温州搬”。

“温州搬”在欧洲的崛起，足以证明温州管理模式已经冲出国门，尽管其影响力有限，却不失为一套渐趋成熟的行政制度。

总之，温州教会的管理体制是经过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制度，它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在温州教会历史、乃至中国教会历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温州教会的管理模式不仅在温州生发，而今也在全国很多地方的教会中扎根，其影响力甚至远达海外。假如温州教会的领袖能把握时代的脉动，及时修正制度中的不足和缺陷之处，那么，温州教会将会迎来又一个全新的黎明。

注释﹕

1.  于建嵘着﹕《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合法化》，刊于《战略与管理》，2010年第3/4期。

2.  这是笔者的母会，数据来自教会负责人潘DC。

 

舍禾   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美国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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