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信仰 总第22期 2012年6月

 

 

第一章

 

质疑一：世上既有邪恶和苦难，怎么会有慈爱的上帝？

 

    不是上帝要消灭邪恶却办不到，就是他能够却不要，或者他不能，也不要。如果他要而他不能，他就是无能。如果他能而他不要，他就是失德。然而，如果上帝既能而且又要，那么世上何以还有邪恶呢？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

 

    吃苦受难毫无疑问是基督信仰遇到的最大挑战，而且代代如此。苦难的分布与程度似无一定的章法，因之非常不公。敏感的心灵难免要问，这能不能和上帝的公正与慈爱并行不悖。

                                 —神学家约翰．司徒德

 

    记得我刚从新闻学院毕业那年，富有理想主义又年轻，在《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最初分派给我的一个任务，是撰写城里贫苦人家剪影的三十篇系列报导。我在富裕的郊区出生长大，那里所谓的贫穷是家里只有一辆豪华汽车。我很快便深入芝加哥贫苦绝望的贫民区里。我的经验有一点像查尔斯·坦布尔顿看到那张非洲妇女抱着她死去的婴儿照片后的情景。

    芝加哥城的“辉煌一哩”黄金地带，宏伟的论坛报大厦与优美的时装商店和豪华旅馆比邻而立。离开这里坐车走不了多久，我就步入六十岁的帕费克塔．德．杰赛丝和她两个孙女共住的狭小、阴暗、空落落的住屋。她们以前住的蟑螂为患的旧楼给大火烧光后，就来住在这里，大约有一个月了。

    衰弱多病的帕费克塔几个星期前就把钱花光了，现在靠小量紧急救济金过活。她省吃俭用，每餐只吃米饭、蚕豆和一点肉。肉早就吃完了，后来吃蚕豆，现在只剩下一点米了。好不容易盼到政府救济支票到手，就得缴付房租和水电煤气费用，一家人又得过赤贫如洗的日子。

    小屋里几乎空空的一无所有，没有家俱，没有家庭电用物品，也没有地毯。说话的声音给光秃秃的墙壁和冰冷冷的地板打了回来。她十一岁的孙女莉迪亚在冬天寒风彻骨的早晨上学时，得走半哩路，身上只穿一件短袖印花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薄毛衣。半路上她得把那件灰色薄毛衣脱下来，交给她冻得发抖的十三岁的姐姐詹妮，她穿的只是一件没有袖子的衣裳。她把毛衣穿在身上走其余那一半路。她们就只有这一点衣服。

    “我试着尽我力之所能照顾两个小女孩，”帕费克塔用西班牙话向我解释。“她们都很乖，她们不抱怨。”

    几小时后，我平安回到报社，一幢能把芝加哥豪华区的美景尽收眼底的湖滨摩天大厦。我为明显的贫富悬殊感到吃惊。如果有位上帝，在世界上这个最伟大的城市里，像帕费克塔和她两个孙女那样和善正当的人，何以会饥寒交迫地生活呢？我日复一日为我的系列报导作调查研究，我所遇到的人，他们的情况和帕费克塔一家不相上下，有的甚至比她们更糟。结果我在无神论里愈陷愈深。

    艰难、受苦、伤心事，人对人的残酷，成了一位记者每天的家常便饭。这可不是在杂志上看到的远地来的照片，这是我在近处亲眼看到，感觉到的真实人生和痛苦。

    我看见过一个年轻母亲的眼神，有人刚刚告诉她，说她的独生女给人强奸、谋害、截断四肢。我在法院里听过证人描述无辜受害人遭遇到的惨不忍睹的恐怖行动。我参观过喧哗混乱的监狱，地方上的垃圾堆；乏钱支助的老人院，被子女遗弃了的老年人在那里呻吟；参观过儿童医院的病房，羸弱的儿童在那里和咄咄逼人的癌症搏斗；还有那罪恶充斥的城里，贩卖毒品和飞车扫射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事。

    然而最使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我在印度孟买贫民区看到的情景。极目四望，吵杂、肮脏、拥挤的街道的两旁，都是用卡纸板和粗麻布搭盖的低矮小屋，街道上则是汽车飞驰而过时喷出的废气和煤烟。儿童赤着身在遍布全地的露天污水沟里玩耍。缺胳膊少腿或躯体扭曲成畸形的人，呆呆地坐在泥地上。到处都有昆虫滋扰。那真是个可怕的景象。一个计程汽车司机告诉我，在那种地方，一个人在路边上出生，也在路边度过他们的一生，也夭折在路边。

    随后我面对面看到一个十岁大的男孩，大约和我的儿子凯勒同年。这个印度孩童骨瘦如柴，营养不良，他的头发脏兮兮的乱作一团。一只眼睛有病，半睁半开，另一只茫然瞪着。脸上的疮伤有血渗出。他伸出手来，用北印度语咕哝着说了一句话，显然是在讨钱。可是他的语音沉闷，没有生气，好像他并未预期什么回应，好像他已放弃了一切希望。

    在这个千疮百孔地狱般的地方，上帝到哪里去了？如果他有能力立刻把那个孩童治好，他为什么要背弃他呢？如果他喜爱这些人，为什么他不救他们呢？我想知道，是否正因为有这种可怕得使人心痛的苦难存在，否定了有一位良善且慈爱的上帝呢？

解析苦难

    每人都经历过痛苦和忧伤。心脏病夺了我父亲的命，他本来可以再活许多年，看到他的孙子孙女长大的。我在一个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守夜，看着我刚出世的婴儿和一种神秘的疾病奋战，疾病不仅危胁着我女儿的生命，也使医生们束手无策。我应朋友急召抢进医院去看他被醉酒驾驶的人撞倒的女儿，我握着他们的手，眼巴巴望着她离开人世。我不得不告诉朋友的两个小孩他们母亲自杀的恶耗。我看见过儿童时代的好朋友死于癌症、肌肉萎缩病、心脏病、车祸。我还看见过老年性痴呆病折磨一个亲人的头脑。我肯定你也有过同样的痛苦经历。

    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残暴与祸乱前所未见，死于暴君如希特勒、斯大林与波尔波特的人，数以千百万计。残暴范围之广阔，我们难以想像。偶尔见到一些报导，把恐怖事件形象化，使我再度感到毛骨悚然。

    例如我最近看到一则记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意大利记者去拜访安提·巴维利克，克罗地亚的亲纳粹领袖。巴维利克微笑着洋洋得意地把一篮子像是蚝的东西拿给他看，说那是他的部属送给他的礼物—四十磅人的眼睛。他们屠杀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布赛人的小小纪念品。

    我们看了这样的报导—像大屠杀、柬埔寨杀戮场、卢旺达的种族绝灭与南美洲之拷打室之类的重大灾难—不禁要问：上帝到哪里去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地震和飓风，我们不免纳闷：上帝何以不加阻止呢？我们看见统计数字说，世界上有十亿人缺乏基本日用必需品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上帝不关心呢？我们可能自己遭受过连续性的痛苦，痛心的损失，或是似乎绝望的情况，我们会觉得奇怪：上帝何以不帮助我们呢？如果他慈爱，如果他全能，如果他善良，所有这些苦难就不应该存在；但是苦难确实存在。

    更糟糕的是，受害的往往是无辜的人。原来是不可知论的基督徒谢尔登·范奥肯说，“要是无赖背断骨折，或患有癌症，要是骗子和坏蛋得了帕金逊氏症，我们还可以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然而实际情况是天真未凿的孩子得了脑瘤，性命垂危。快乐的年轻妻子亲眼看见丈夫和孩子给醉酒司机撞死…。我们无语问苍天，“为什么？为什么？”提到上帝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毫无用处。一个善良的上帝，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默默无言的苍天没有回答。

    基督教著作家菲利普·扬西讨论吃苦受难的名著，把开宗明义的第一章适切地命名为《一个流连不去的问题》。这不只是一个在呆板的学府里反复辩论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能使我们愁肠百结、头昏目眩的切身问题—能使我们觉得丧失方向、恐惧和愤怒的问题。有个作家把苦难问题比作“像个鱼一样紧紧勾在人心中的大问号。”

    事实上这是信仰寻求者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我委托舆论调查专家乔治·巴纳进行一次全国性的调查，他用科学方法选择出一批有代表性的成年人向他们提问：“假如你只能向上帝问一个问题，而且知道他会给你一个回答，你将问他什么？”在回答有问题要问的人当中，百分之十七（最高人数）的回答是：“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

    查尔斯·坦布尔顿也要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他所以放弃信仰，开始时就是因为他在《生活杂志》上看到那张抱着死婴的非洲妇女的照片。坦布尔顿在他抨击基督教的书里列举了一系列古今历史上的悲剧，然后宣布：

    “‘一个慈爱的上帝’不可能是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恐怖事件的主宰—这样的恐怖事件天天发生，自古以来不断发生，只要有生命存在，将来也要不断发生。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苦难和死亡故事。由于故事是事实—实际上就是世界史—显然就不可能有个慈爱的上帝。”

    不可能？难道苦难的存在一定就意味着上帝的不存在？难道这个信心上的障碍是不能克服的吗？全心全意相信一个慈爱和全能的天父，难道我就得粉饰周围的邪恶与痛苦的现实吗？这不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选择。我得说明所有的事实，所有的证据，一点不加隐藏。

    我在莱斯莉的生命史上的一个敏感时刻和她讨论这些问题。她的叔父刚过世，她的婶母经诊断患有老年性痴呆病和晚期癌症。受到纷扰煎熬的莱斯莉，不能接受任何简易的答案。

   “假如有什么人认为他可以信手把任何问题拈来，加一番包装，然后系上一个神学上的花结，说这就是我的问题的答案。”她警告说，“还是请他到别的地方去吧。”

    我知道她的态度正确。因之我打电话给波士顿学院，请他们给我安排一个时间去访问《解析苦难》的著者，这本书的书名概括说明了我要做的事情。

    访问一：彼得·约翰·克雷夫特(Peter John Kreeft)博士

    我喜欢把彼得·克雷夫特叫作“非哲学家”。那倒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事实上他是个第一流的哲学思想   家。他是福德姆大学的博士，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有三十八年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教书经验。他起初在比亚诺瓦大学，自1965年起在波士顿学院任教。他教的课程有形而上学、伦理学、神秘主义、性学，还有东方、希腊、中世纪和当代哲学，得过威尔逊与耶鲁—司特灵研究奖学金。

    话虽如此，假使你要在心中描绘一幅典型哲学家的形象，你大概不会想到克雷夫特。不管是否公平，想像中的哲学家，一般都有点令人厌烦，说起话来不着边际，繁复晦涩，住在学府庭院深深的象牙塔里，严肃得叫人窒息。

    克雷夫特恰巧相反。他回答问题，切中肯綮，态度亲切，甚至令人愉快；说话干脆，往往使用令人难忘的巧妙字句；他面带笑容，即使谈的是最为神圣的话题，他也禁不住要说些笑话。他虽已六十二岁，你仍能常常看见他在海滩玩他最喜爱的冲浪运动。(在他即将出版的书里，有一章章名叫做《我冲浪，所以我存在》)

    克雷夫特信奉天主教，可是新教教徒也爱读他的著作。他已经写了四十多本书，其中包括《爱心强过死亡》、《我心渴望天堂》、《伟大的对话：祷告》、《反驳道德相对论》和《护教手册》，后者由他与罗纳德·K·塔西里(Ronald K. Tacelli)合著。在他写的《天堂与地狱之间》与《苏格拉底邂逅耶稣》里，最能看到他异想天开的想像，前者设想鲁益士、甘乃迪与奥尔德斯·赫胥黎死后辩论耶稣；后者设想苏格拉底这位希腊古哲学家在哈佛神学院成为基督徒。

    促使我来拜访克雷夫特的是他写的一本极有见地的讨论苦难的书。他在这本书里，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通过奥古斯丁、齐克果(丹麦神学家)和陀斯妥也夫斯基，通过《星空之旅》、《棉绒兔》和《哈姆雷特》，通过摩西、约伯、与耶利米，巧妙地编写了一个发现真理的旅程。一路上都是发人好奇的线索，最后引入到耶稣和上帝的悲痛上面。

    我来得早了些，在过道里等待克雷夫特。不久他就来了，刚刚参加过一个在波士顿别处举行的哲学集会。他的棕色灰呢上衣，厚厚的眼镜和梳得整整齐齐的深灰色头发，给了他一个长者的形象。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上面有个牌子写着“不准倾倒垃圾”。开始时我们随便闲谈他深深喜爱的波士顿红短袜棒球队—我们既然要谈苦难问题，这倒是一个适当的开场白。

    可是随后我转了一个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就坦布尔顿看过《生活杂志》那张在苦旱中抱着死婴的北非女人的照片后、对基督信仰产生的强烈反对一事，直截向克雷夫特发问。

熊，陷阱，猎人，和上帝

    我以坦布尔顿同样的激动情绪对克雷夫特说话。我描述了那幅照片，然后逐字逐句地引述那位前布道家所说的话：

    我认为，“当这个女人不求别的只求下雨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世上有个慈爱和关心人的造物主吗？一个慈爱的上帝怎能这样对待那个女人呢？是谁在管雨？我不管，你也不管，是他在管—或者说我以为他在管。可是当我看到那张照片时，我立刻知道，要是有人管，这样的事情便不会发生，所以不可能有个慈爱的上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们所求的只是雨，除了恶魔谁还能毁灭一个婴儿—事实上也把孩子的母亲杀死于痛苦中呢？……随后我开始思索横扫世界上某些地方的瘟疫，瘟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各种各样的人……我非常清楚，一个有知识的人是不可能去相信世上有个仁慈的神的。”

    我放下笔记，抬头望他。教授的眼睛正盯着我看。我坚定地面对着他，为了强调，身向前倾，用有点控告的语气说：“克雷夫特博士，你是个有知识的人，你相信仁慈的神。你怎样回应坦布尔顿？”

    克雷夫特清了清喉咙，“首先，”他开始说，“我集中注意他所说的‘不可能’。就是历史上最出名的怀疑论者休谟(David Hume)也只是说，上帝几乎不可能存在。这至少是个讲求理性的立场—承认最低限度有个小小的可能。但是要说一个慈爱的上帝，一位知道的事情比我们多得多，包括知道我们的未来的上帝，因为他容忍坦布尔顿所说的非洲的邪恶，因此上帝就不可能存在—这种理性思维上的傲慢令我吃惊。”

    这颇出乎我的意料。“真的吗？”我问他：“怎么是这样呢？”

    “一个认知有限的人，怎能肯定无限的智慧者，为了我们看不到的更为长远的善，不会容忍短期的邪恶呢？”

    他的这个论点，我能明白，但是我需要一个例子。“请道其详，”我催他。

    克雷夫特想了一想。“我们这样来看待问题，”他说。“你能同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不同，大于我们与熊之间的差异吗？”

    我点头。

    “好吧，那么设想有一只熊落在陷阱里，有个猎人出于同情要搭救它出来。他试图取得熊的信任，但是办不到，他只能用注满麻醉剂的枪打它，熊认为那是猎人对它的袭击，想杀死它。它不知道那是猎人出于同情的做法。

    “然后，猎人为了要把熊救出，不得不把它推向陷阱深处，以便消解弹簧的压力。如果那只熊那时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它会更加坚信猎人是它的仇敌，让它吃苦受难。但是熊错了，它所以得到这个不正确的结论，因为它不是人类。”

    克雷夫特给我一点时间去思索这个比喻。“现在，”他说，“这个比喻不也适用于我们和上帝之间吗？我相信上帝有时也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那样做，就像熊不了解猎人的居心一样。熊本来可以相信猎人，就像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一样。”

信心与偏见

    我停下来思索克雷夫特的论点，可是在我还不能够回答前，他又在开口说话。

    “不管怎样，”他说，“我当然不愿贬低坦布尔顿。他非常诚实而恳挚地回应那些对上帝不利的事实。信心就是要建立在信心难以建立的地方。我不须要以信心来相信二加二等于四、相信中午的太阳，因为它们毫无疑问。然而圣经上描写的上帝是个隐密的上帝；要找到他，你得在信心上下功夫。有些线索供你追寻。

   “如果没有线索，或者我们有的是线索之外的东西，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不是真正的自由的选择了。如果我们有的不是线索，而是绝对的证据，那样我们就不能否定上帝，就像你不能否定太阳那样。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证据，你就永远到不了那里。上帝给我们刚够的证据，使那些需要他的人能得到他。那些愿意追寻线索的人一定能找到他。

    “圣经说，‘寻找，就必寻见。’它并没有说人人都能寻见他；也没有说无人能寻见他。某些人能寻见他。哪些人呢？那些寻求他的人。一心一意寻求他的和那些追随线索的人。”

    我插嘴进去。“且慢—你刚才还承认‘有些对上帝不利的东西’——邪恶与苦难是对他不利的证据，”我指出。“所以你不是在承认邪恶推翻了上帝的存在吗？”我用手在办公桌上重重一拍。“案子审结！”我大声说，装作胜利的样子。

    克雷夫特在我的爆发前怔了一下。“不是的，不是的，”他摇着头坚持。“首先，证据并不一定确实或具有决定性。我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对上帝有利的证据，也有不利的证据。奥古斯丁说得非常简单：‘如果没有上帝，为什么有那么多良善？如果有上帝，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

    “毫无疑问，邪恶的存在是个对上帝不利的论点—可是在我写的一本书里，我概括说明了二十个论点都有力地指向另一个方向，支持上帝存在。 无神论者必须回答所有二十个论点，有神论者只须回答一个。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有权投一次票。信心是主动的，它要求一个回应。与理性不同，理性只向证据臣服，信心是有成见的。”

    最后一个词引起我特别注意：“你说有成见，是什么意思？”

    “假如警察进入这个房间，说他们抓捕了我太太，说我太太正在谋害十三个邻人，在砍他们的脑袋，还说有证人在场。我会笑他们。我会说，‘不，这决不可能。你们知道她不如我清楚。’他问我     ‘你的证据在哪里？’我说，‘我的证据和你要的不同。不过我的确有证据证明这事不可能发生。’因此我是有成见的。

    “然而我的成见是有理性的成见，因为它根据的是我从实际经验中积累的证据。所以说，认识上帝的人从他的经验中得到了证据，那就是说他的成见是以这种证据为根据的—而不认识上帝的人是没有这种证据的。”

邪恶是对上帝有利的证据

     克雷夫特停顿了几秒钟，补充了一句出人意料、反对直觉的话：“而且，邪恶和受苦的证据有双向的性质，实际上可以用来支持上帝的存在。”

     我挺直地坐在椅子上。“这，”我要求他回答，“怎么可能呢？”

    “这样想想，”克雷夫特说，“如果坦布尔顿对这件事怒不可遏的回应是正确的，那就是说，他有一个预设的假定：善恶之间是有区别的。他用善的标准去评判恶—十分正确地说出这些可怕的苦难实在不应该存在，这意味着他有一个什么才是对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是符合现实的：这个现实就是称为“至高的善”的现实存在，而这“至高的善”正是上帝的另一个名称。”

    这听起来像是哲学上的戏法。我小心翼翼地简述克雷夫特的观点，看看我是否了解它。“你的意思是说，坦布尔顿无意中可能在证明上帝的存在，由于他承认邪恶，他在假定有一个客观标准凭以断定什么是恶？”

    “对，如果我给一个学生九十分，另一个学生八十分，那就是预先假定一百分是一个标准。我的论点是，假如没有上帝，我们从哪里能得到善的标准，用它来判断邪恶是恶的呢？

    “而且，正如鲁益士所说的，‘假如宇宙这样坏……那么人类怎能把它当成一个智慧善良的造物主的行动呢？’换句话说，我们心中存有的这些观念——也就是恶的观念，因而还有善的观念，和上帝是善的来源和标准的观念—都需要作出解释。”

    一个有趣的反击，我心里想。“还有别的你认为恶的存在对无神论不利的例子吗？”

    “是的，还有，”他回答。“如果没有造物主，没有创造万物的那一刻，那么一切都是进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开始，也就是没有第一因，那么宇宙必然是一直存在着的。那就是说，宇宙一直在进化不息，经历了一个无限长的时间—到了现在，万物都应该完美无疵。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进化，恶也应该已经消灭。然而现在仍然有恶、苦难和不完美存在—这就能证明无神论者的宇宙观错了。”

    “那么说来，”我说，“无神论对恶的问题是个不适当的解答？”

    “也许只是个轻率的答案，或者我可以用这个词，是个廉价的答案。”他说。“无神论对人很轻视，因为它自命不凡地说历史上十个人里有九个对上帝的看法不对，说他们在内心深处有个假相。

    “想想这话。凡在这世上生活过的人里面，怎么会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他们的处境往往比我们痛苦得多—能够相信上帝呢？从客观事实看，只要看看世上幸福与苦难的比率，这个事实不会让人相信有位绝对良善的上帝，然而这个信仰几乎十分普遍。

    “他们全都疯了吗？我猜想如果你也有点自以为优越过人，你会相信他们真的疯了。不过，我们得像托尔斯泰那样向农民学习。他在自传中说，他时常在恶这个问题上挣扎。他看到的生活，苦难多于快乐，邪恶多于善良，生命显然毫无意义。他绝望得想自杀。他说他不知道怎样能忍受下去。

    “随后他说，‘且慢，大多数人确乎忍受了。大多数人生活得比我艰苦，但是他们发现生活非常奇妙。他们怎能这样呢？没有解释，只有信心。’他向农民学习，找到了信心和希望。

    “所以无神论对人极其轻视。它还剥夺了死的意义，如果死没有意义，生能有什么意义呢？无神论接触到什么，什么的价值就被贬低：看一下无神论的最强大的形式共产主义的后果吧。

    “最终是，无神论者死后遇到上帝而非遇到自己所预言的虚无时，他将发现无神论是个廉价的答案，因为它拒绝承认那唯一的、决不是廉价的、而是具有无限价值的上帝。”

 

    本文为《为何说不——基督信仰再思》（The Case for Faith) 一书的第一章；史特博 (Lee Strobel)著，李伯明译，香港海天书楼出版。蒙海天书楼允准转载，特此致谢。本文注释部分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