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个华人基督徒家庭里。那时，华人要入柬埔寨籍，就必须改成柬埔寨的姓。小时候，祖母常告诉我们：“我们是中国人，宁可不要国籍，也不能不要祖国！我们不能改姓。”当时我觉得奶奶左一个祖国、右一个祖国的，太罗唆了。哪晓得对祖国的深情却静悄悄地植根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了。祖父早逝，教养儿女的责任就自然落在了祖母身上。正所谓“虎门无犬子”，我的叔叔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迷。逢年过节，叔叔一定拖我去看中国电影。当时国内的电影我们都看了，像白毛女、地道战……还有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影片。我们也受中文教育，当时的中文学校（不晓得为什么）把毛主席语录和革命歌曲都编进了中文教材。因此，我从小就充满了对祖国的爱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直到有一天……

那是1969年，还是小学生的我和祖母一起回到广东老家探亲。我雀跃万分，带着满怀期望，也是含着满眼热泪，步入了广州白云机场。迎面而来的是毛主席和蔼可亲的肖像（至少那时感觉如此）和一排排写有“毛主席万岁”或语录之类的大幅标语。我在机场就买了一个毛主席像章，兴致勃勃地乘旅游车驶向广州华侨大厦。

第二天吃早饭时，听到大厦外边人声鼎沸、锣鼓喧天，我想一定是什么大的庆典活动吧，就赶紧跑出去看热闹。谁知不看还好，一看让我大吃一惊，目瞪口呆。原来有许多男女带着高帽子、身前背后还挂着大牌子，有的背后的牌子上写着“斩”；又有许多红卫兵包围着他们，拳打、脚踢、拽头发、辱骂……我亲自跑到这些人前，看他们的罪状，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该打、该骂、该死的罪。我转向祖母找答案，哪知祖母脸色苍白、身体微抖，失望、痛苦之情表露无遗。她只是摇头叹息，叫我不要多事。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住在家乡里。游街、批斗的事越看越多。我们每到一处，也总有陌生人跟踪我们。大人们讲话越来越少了，我也和祖母一样感到沉默和无奈。将要离开祖国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解脱感。但祖母却在国土上的最后一个深夜里，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第二天出关后，她才给我解释了一些有关游街、批斗的“内情”。这时我才知道，受刑者不见得是坏人、罪人，施刑者也不见得是好人。

家人和我越来越少提到有关祖国的事了。叔叔似乎只对中国像棋感兴趣了。我把毛主席像章放在抽屉里，再也不去理会它了。我最早的关于祖国的理想化的憧憬，就这样破灭了。

1970年柬埔寨内乱，我们只好逃到澳门求生存。初到异乡，人地两疏，我们这群“难民”不但得不到华夏同胞的帮助，反而受了不少欺负。我还记得我到一个工厂打工，同事中一个青年人常常找机会骂我、嘲笑我、甚至动手打我。我心中恼怒极了，又苦于打不过他，就把气发在“上帝”身上。我这样问他：“神啊，你说你是慈爱、公义的，又为什么让我遭受种种苦难？为什么让这个世界上充满苦难、充满罪恶呢？”我对神的怨言影响了我对他的敬拜，我主日去教堂只是出于习惯，也是为了应付祖母而已。这样的情形一直拖到了1975年。

那年秋季，我去香港探望父母亲。一位好朋友极力邀我参加“葛培理布道会” 。神在那时已经预备好了我的心。我听到布道会的诗歌和见证就激动万分，而讲员开始宣讲主的福音时，我的心更为震惊。他说到社会的败坏、家庭、国家的破灭都是人类一手造成的，人性因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原因，生下来就带着原罪的。因此，国家、社会的种种悲剧，不是外表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体制和政策所致，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罪性的问题。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解决人的基本问题：他为人的罪而死，人若信他，罪便得赦免，与神恢复美好的关系，便能重生得救。这一番话好像是特别为我设计的，我一面听，一面流泪，往事一幕幕重现在我眼前。我不仅看见他人的邪恶，也看见自己的罪；不仅看到家园被毁、故土荒芜，也看到人性的堕落。神的灵感动我，我毅然走到讲台前，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恳求他的宝血洗去我的罪。此时，天上繁星闪烁，我的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喜乐、恬静；原来那种积淤在心里的“愤世疾俗”的自卑情节也被他清除了。我立志要好好事奉神。

1980年，澳门举办“福音传遍运动”。我请假两个星期，与弟兄姊妹们一起住在教堂里接受训练，出外传福音。神把爱灵魂的心赐给我们，我们通宵为失丧灵魂祷告，挨门逐户地去传福音。有一天，我在教会附近的公园里看到一位年纪与我母亲相仿的妇女，我有很深的感动，于是就走过去对她传福音。那晓得她手拿竹竿，指天骂地的怒吼起来。我心中一阵阵地剧痛，疾步跑回教堂的诗班房，跪下祷告说：“主啊，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位妇人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呢？主，我愿意放下一切，求你呼召我。”我就这样在主面前献上了自己，要全时间服事，传福音、救人灵魂。

奉献后，神把我带到神学院学习。学习期间，神又把那颗热爱祖国、热爱同胞的心赐给了我。每次我阅读有关祖国宣教事工和国内传道人的见证时，我总是流泪。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地怀念着祖国。我与几位学长们每周一次，特别为祖国祷告。我们虽然无法回国与同胞们一起为主奔波，然而我们的祷告却常与他们的事奉交织在一起。

1989年夏季的两个月，我们更为迫切地为祖国祷告。我们禁食祷告，求恩主保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然而坦克车的镇压使我们失声痛哭起来。我又问主： “主啊，为什么是这样呢？”主对我的回答是：你已经经历了许多苦难，难道还学不到功课吗？国家社会的复兴不在于政治制度的改变，乃在于人心的更新。我说：“主啊，我能为祖国做一点什么事呢？我知道我能力有限，我心灵软弱，但是主啊，我愿把我的全人奉献给你，求你开路，让我有机会到祖国去服事，一年也好，两年也好，求主开路。”主说：你要忍耐，我必开路。此时，窗外下着倾盆大雨，天色一片灰暗；然而，我相信乌云后边有阳光，赐恩典的主耶稣基督一定会恩待我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

池昀理  牧师，出生于亚洲，现在北美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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