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季刊 总第16期 2000年12月
勇气
今日世界的讲台急切需要有勇气的传道人,像早期教会的使徒,“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徒四31,参13节)。奉承的人,或讨好时尚的人,都不会是好传道人。我们蒙召来从事解释圣经的神圣使命,受托传扬神所说的,不是人想听的。许多现代教会人士得了一种病,叫“耳朵发痒”,致使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提后四3)。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去为他们搔痒,或迎合他们的喜好。我们必须像保罗,他在以弗所坚拒这种试探,两次坚持说,凡是应该告诉他们的,即与他们“有益的”,以及“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徒二十20、27)。我们要谨慎自己怎样选择经文与讲题——甚至潜意识也要留意,避免顺着自己的偏见,或随着潮流的时尚走。福音的药方是由那位大医师开的,我们不可稀释,或另加一些成分,使它更为可口;必须照处方给人。我们也不必怕人不接受。当然,有些人会离开,但大部分人会有回应。白崔克评论道∶“人会离开教会,多半不是因真理太严厉,令他们不安,而是我们所传的太软弱空洞,令他们轻视。”
布鲁克斯在1877年的耶鲁讲座中说∶
“勇气……是真正的事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如果你惧怕人,是他们想法的奴隶,就走吧,去做点别的事,为他们作合脚的鞋子,或绘合乎他们口味的低级画,虽然你明知不好。但是不要耗费一生讲道,专讲他们雇你来说的话,而不是神的话。要有勇气。要独立。”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箴二十九25),这话一点不错,而许多传道人已经掉下去了。我们一旦陷入,就不再有自由,只能成为迎合大众意见的仆人。
勇于讲道的传统
今天,寻求神恩典以尽忠到底的基督教传道人,能从极悠久的传统先例中得到许多灵感,甚至可从旧约时代开始。我们尽可回溯到摩西,以他为第一位先知;他听见神的话,相信、顺服、并且教导人,尽管反对重重,令他孤单寂寞。然而希伯来最独特的先知传统,始自王国时期,也可说是从以利亚开始。诚然,当他埋怨说,所有的人都离弃神的约,“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算术不幸错误,因为忠实余民的数目,比他所以为的大得多,实际上有七千之众,都“未曾向巴力屈膝”(王上十九9-18)。然而,我们不能不钦佩他反对整个国家权势的勇气;他不仅在宗教方面,也在道德方面提出指责。他向巴力的先知公开挑战,又责备国王与王后谋杀拿伯,侵占他的葡萄园。这两项抗议行动,都是他单独一人进行的。这是很好的先例;而先知与国王,神的话语与王的权柄之间的冲突,成了先知见证固有的特色。拿单勇于责备大卫,揭发他与拔示巴犯奸淫,又谋害她的丈夫。阿摩司甚至到伯特利国王的圣所中谴责罪恶,皇家的祭司亚玛谢企图叫他住口,他却预言祭司因此会遭到可怕的命运(七10-17)。
耶利米是另一个寂寞的声音。自他的先知使命开始,神就警示他,国家遭难的预言必会招致反对,又应许要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会攻击他,却不能得胜(一17-19)。虽然我们不能原谅耶利米不时爆发的自怜、绝望,或是偶尔想报复的心态,但是他的勇气以及独力的担当,值得我们深深敬佩。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知道唯有发自内心的悔改可以拯救国家;然而他的呼召却是宣布∶神的审判将藉巴比伦人临到;结果他被人指控为卖国贼。
旧约的先知见证,于施洗约翰达到顶点;耶稣形容这位“旷野的呼声”,既不是随公众意见摇摆的芦苇,也不是穿着细软衣服、放纵肉体情欲的宫廷人士,而是一位真正的先知,受神的话管束,甚至是历代以来最伟大的人(太十一7-11)。他是那位新以赛亚,其事奉中也同样交织着两种见证——宗教性与社会性兼顾,因为他一方面宣告神的国度即将来临,一方面斥责王的淫乱。他的勇气以付上生命为代价。事实上,他是一长串殉道先知的最后一位,以色列人过去经常拒绝、杀害他们(参代下三十六15;太二十三29-6;徒七52),最后,他们也杀了那位弥赛亚,又反对他的使徒(参帖前二15)。
耶稣本人也以不惧怕、不妥协出名。他在世的最后时期,法利赛人曾打发一位代表去见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甚么人你都不循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太二十二16)。难怪他在加利利所受的欢迎只有一年左右,当权者的敌意日渐加深,直到决定将他开除。当时他也警告跟随的人,门徒不会大于老师,如果老师受逼迫,门徒也会受逼迫。事实果然如此。路加在使徒行传中记载彼得、约翰如何首先下监,然后司提反、雅各殉道,接着,保罗在反对福音的人手中也受到各种羞辱。这种逼迫是parresia(希腊文,多处译为“明明的”)的直接后果,即初期基督徒为耶稣作见证的自由、大胆,直言不讳。这是保罗在事奉中最渴望的气质。他从监狱中写信,恳求他的朋友为他祷告,使他得着“口才”,可以开口“放胆”传扬福音(弗六19-20)。他的监禁不仅不能令他闭口,反而带给他新机会,可以放胆作见证。路加对他的记载,止于他在罗马被囚于一间屋内,接见一切前来访问的人,不断“放胆”(原文为parresia)讲道、教导,并没有人禁止(徒二十八30-31)。
这种大胆见证并遭致苦难的传统,从旧约到新约,从先知到使徒,以及在这些人的主身上,都是一致的,没有间断过。这个模式在教会历史中依旧延续不已。我举几个例子,或许能激励我们效法先人,医治我们想作“受欢迎的传道人”的错谬野心。我首先要举第四世纪末的屈梭多模为例,他的讲道极富雄辩与勇气;他先在安提阿,后来成为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任职六年,直到他触怒了皇后,被免职、放逐。他勇敢地指责该城的罪恶,“不惧怕、不偏袒地指责,无视人的阶级与状况。”比方,他的马太福音第十七讲中,阐释耶稣禁止人起假誓(太五33-37);他定意要会众对主的命令认真、顺服,说∶“如果我看见你们仍这么作,我会禁止你们再踏进这个神圣的门槛,参与不朽的奥秘,正像我们对犯淫乱、通奸、或谋杀的人一样……在这里没有富人或有权势的人可以向我扬眉吐气;在我看来,这一切不过是神话、影子和梦罢了。”
他强调,每一个人都必须站在神面前,向他交帐。
我现在要越过将近一千年,谈到威克里夫,英国改教的先锋。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反对当时的教会体制,毫不避讳地批评他们,这实在不是简单的任务。他攻击教牧人员的世俗化,将他们比作文士和法利赛人,又抨击教皇的腐化、化质说的错误。他好几次几乎受审判,但是有朋友卫护了他,所以始终未被判刑。但是许多随他的人却被判为异端,受火刑烧死。马丁路德将改教之光遍照欧洲。无论是攻击赎罪券的销售,或是拒抗教皇的权威,坚守神的话语,他的勇气都无与伦比。随意翻阅他的著作,几乎每一页上都可发现毫不妥协的大胆宣告。在登山宝训的注释中,他写道∶“我是个传道人。我的口中必须有牙齿。我必须口咬、盐腌,告诉他们真理是甚么。”
他又说∶“凡是想尽忠于传道职守的人,必须力持不怕宣讲真理的自由,绝不忌讳人。他必须责备每一个当受谴责的人——无论伟大或渺小,富有、贫穷或有权势,朋友或敌人。贪婪拒绝这样作,恐怕如果得罪了大亨或好友,就得不到面包了。因此贪婪将它的口哨放进口袋,保持缄默……。”
然而,没有一个传道人的勇气超过苏格兰的改教家——约翰.诺克斯(John Knox)。与他同时代的人形容他个子矮小,身体虚弱,但性情刚烈,词锋凌厉。1559年,他结束流亡,离开日内瓦,回到苏格兰。他大胆地依据圣经讲道,将新的心志放入苏格兰人当中,令他们渴望脱离法国的天主教,成立改革宗教会。英格兰大使蓝道夫(Randolph),在致伊利莎白皇后的快电中说∶“这一个人的声音,在一小时之内所放进我们里面的生命,超过五百支喇叭不断在我们耳边吹响。”苏格兰的玛丽皇后考虑与西班牙菲力普王的儿子、继承人卡洛斯(Don Carlos)结婚,如此一来,教皇的权势(不仅是宗教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以及西班牙的异教裁判所,就会被带进苏格兰,因此诺克斯公开讲道反对。他呼喊道,这个结合会“将耶稣基督从这块土地上驱逐出去。”皇后大为愤怒,派人找他来,向他抗议,甚至流泪,发誓说她必报复。诺克斯回答∶“皇后陛下,在讲台之外,我想很少人会对我发怒;但在讲台上,陛下,我不是自己的主人,我必须服从命令我清楚传讲的那位,不奉承地上任何人。”
诺克斯死于1572年,出殡时全国都为他致哀;他葬在爱丁堡圣盖乐斯(St. Giles)教堂后的墓园。摄政亲王摩顿伯爵在他的墓旁说∶“这里躺着一位在人面前毫无惧色的人。”
以下的三个世纪中,传道人继续保持勇气的见证,并为之受苦;在我们这二十世纪,有许多例子可举,不仅在纳粹、马克思、回教、印度教等反对福音的权势之下有这类见证,就是在所谓基督教的西方,也不乏勇气十足的传道人,拒绝修改信息,迎合大众口味。我想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金马丁牧师(Rev. Martin Luther King Senior)是美国被刺杀的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的父亲,在《我与小金马丁共度的岁月》(My Life With Martin Luther King Jr.)一书中,他的媳妇寇瑞达(Coretta Scott King)用这样的话形容他∶“那时(即1964年),他已在亚特兰大的奥本街以本尼瑟浸信会(Ebenezer Baptist Church)牧会33年。他在体型和灵性两方面,都是巨人。在讲台上,他十分刚强、坦率,甚么人都不怕,无论黑人或白人,他都直话直说;他向会众宣讲神的话,将他的爱向他们渲泄而出。”
给人安慰和令人不安
这种不受欢迎的讲道,无论在圣经或在教会历史中,都有一致的传统;而与传道人想受人欢迎,想安慰人而非搅扰人的自然倾向,完全背道而驰,以致令人想查询其原委。我们不必太费力气,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像先知这一类的传道人,相信自己得着了神的话语,因此不能随意偏离。在旧约时代,甚至像巴兰这种异教的占卜者(无论他与以色列有甚么关联),都知道自己并非自由之身。他的自由只限于启示的范围之内。虽然摩押王巴勒雇他来是要咒讯以色列人,他却连番为他们祝福。他对愤懑的巴勒解释道∶“我岂能擅自说甚么呢?神将甚么话传给我,我就说甚么”(民二十二38)。如果连巴兰都如此表明他不能独立发言,必须顺服神的话,以色列的先知岂非更加如此?神赐给他们各人的托付,就如他给耶利米的一样∶“看哪,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又附加一句叮嘱∶“一字不可删减”(耶一9、17,二十六2)
先知的义务既是领受、传达神的话语,相对之下,假先知的传统就益形可鄙。以色列的假先知拒绝顺服启示,不愿丧失自由;他们感觉自己可以随意预测,作自己的梦,编造自己的信息。因此,神说∶“他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又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耶二十三16、28;参结十三2、3)
可悲的是,他们的梦与异象都是“虚假的盼望”,幻想有平安,其实审判即将临头。当然,这正是百姓想要听的。“先知说假预言,……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耶五31)。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题说以色列的圣者’”(赛三十9-11;参弥二6-11)。因此,以色列喜欢虚谎的安慰,不愿受真实的搅扰。可叹,假先知喜欢巴结人,甚至迫不及待这么作。“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心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耶二十三17,参五12、13;哀二14)。他们所卖的货都是“柔和的事”,他们的副歌是“平安了,平安了”——即使根本没有平安。结果,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神百姓的损伤(耶六14,六11)。他们像庸医,在需要大手术的伤口,只涂一些膏药了事。或者,把医生的比喻改成建筑师,“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换言之,无论百姓想作甚么,甚至是违背神旨意的事,他们在宗教上都正式许可,并且加上宗教气氛来予以尊崇。但是筑墙不能使人免受神的忿怒,先知的粉刷也不能遮掩墙上的裂缝。当神审判的风雨临到,这墙必定倒塌(结十三10-16,二十二28)。这两则比喻都表达了同样的信息。因为神的审判,不悔改的罪人陷入严重的困境。他们的伤口化脓,墙壁摇晃欲倒。表面的补救(用绷带裹伤口,用灰泥刷墙壁)都没有用,这样作的人犯了不负责任的罪,因为他们遮掩真相,不让人面对。正如马波神父在《白鲸记》里,从约拿的故事带给传道人的一则教训;他喊着说∶“祸哉,那个想倒油在浪涛上的人!神已快将它形成巨浪了。”
传道人渴慕有勇气,忠于神的话语,常会发现自己处于非常不利的状况;不仅会众离弃他,其他传道人也与他隔绝。今天在教会里,甚至对圣经明言的基本教义和伦理,也有人不以为然;而信徒又习于从电视或报章上,看见所谓的神学专家各持己见,互不妥协,这种镜头丝毫不能造就他们。其实,这类现象不算新事,原则上与圣经中真假先知的冲突并无二致。音拉的儿子米该雅,可算是这类冲突的典型例子。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二人有姻亲关系),决定联合出兵,将基列的拉末从亚兰王下夺回。然而,在军事行动之前,他们认为先“求问耶和华”是明智之举(像这类事先作决定,再寻求神的同意,以增光采的手腕,今日仍十分常见)。于是征询四百位宫廷先知的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立刻回答∶“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先知西底家似乎擅长出风头,他甚至造了两个铁角来炫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但是约沙法有些不安;他多少觉察到,可能另有一位先知会传不同的信息。亚哈承认还有一位先知,名叫音拉的儿子米该雅。他补充道∶“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他召了来。去找他的使者对他说∶“众先知一口同音地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也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这番话显然是出于好意,要米该雅自保,但其实是出自魔鬼。因为多数人的观点要讨好王,而神的话却非如此。这两样孰重孰轻?米该雅并不迟疑∶“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甚么,我就说甚么。”他来到两位王面前,他们“各穿朝服,坐在位上”,他却不为他们的堂皇威仪所动,大胆地宣称∶“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他不仅预言亚哈会死在战场,也反对宫廷先知,说他们的意见是出于口中“谎言的灵”。因他坦率的话,一位先知甚至打他的脸(王七二十二1-29)。
面对这种两难的情况,米该雅无法逃避,必须有所抉择;或是尾随众人奉承王,对神不诚实;或是挺身反对众人的观点,以忠于神,即使失去王的宠幸也在所不惜。他选择了神的称许,放弃人的夸赞,英名从此永垂不朽。在圣经中,他只出现过一次,但是他的榜样值得让更多人知道、称赞。他是圣经中少为人知的英雄之一。基督教的传道人同样经常面对这类抉择∶究竟坚持不受欢迎的真理,还是采用讨好大众的虚假?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同意汉生的说法。1887年,他被选为伯特纳格林(Bethnal Green)牛津议院的议长(Head of Oxford House)之后,写道∶“我对名声毫不动心,因为我知道,通常它是藉牺牲真理换得的。”耶稣的警告必然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他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这样”(路六26)。他似乎认为,传道人就和先知一样,好名声只能藉牺牲正直获得,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现在的教会信徒或领袖似乎很少有人相信这一点,或愿意为如此相信付出代价。
其实,福音的本质极其冒犯人的骄傲,凡忠心传讲的人,或多或少总会遭遇反对,没有一个人可避免。保罗当日发现,基督钉十字架的信息,被希腊的知识分子看为愚拙,对自义的犹太人则成为绊脚石。没有人能凭自己的智慧或道德来到神面前,唯有透过十字架,人才能认识神;对有文化的人而言,这一点加倍可厌。他们不满基督徒绝对的宣告,更憎恶其中要人谦卑的含义。基督在十字架上似乎对我们说∶“我在这里,是为你们的缘故;若不是因你们的罪与骄傲,我不会在这里。若你们可以自救,我也不会在这里。”基督徒旅程的起步,是俯伏的头、跪落的双膝;进神的国别无他途,唯有谦卑的人才会被高举。
我常感谢神,信主不久,他就教导我这个真理,一方面让我看出自己内心的骄傲,一方面也看出别人的骄傲。我在剑桥三一学院读大学,刚接受基督不久,就想向一位同学传福音——当然,作得很笨拙。我努力解释唯独靠恩典才能称义的伟大教义,说明救恩是基督的白白恩赐,我们无法赚取,或有任何贡献,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得着了,现在又免费供应给我们。突然间,我的朋友放声连喊三次∶“可怕!可怕!可怕!”我大吃一惊。人心的傲慢正是如此,不以为福音是荣耀的(这才是事实),反倒认为它极其可怕(其实不然)。
怀特(Alexander Whyte)在爱丁堡事奉的末期,遇到一次危机,正和这点有关。他知道有些人认为他“只差一点就是罪的偏执狂”,因此他受到试探,想在讲道中缓和这种评语。但是有一天,他在苏格兰高地(Highlands)散步——从此以后,他永远不能忘怀那个地点∶
我感觉似乎有从神来的声音,带着极大的命令能力,在我的良心中对我一清二楚地说∶“不可如此!要继续传讲,不可退缩!回去,勇敢完成所托付你的工作。宣讲神的话,不要害怕。付出一切代价,让他们看清自己在神的至圣律法之下光景如何,好像照镜子一样。你要这么做,因为别人都不做。没有人愿意为此摆上自己的生命和名誉,但在这两方面,你都所剩无几,没有甚么可顾虑的。回去,将余剩的生命全然投入你所领受的使命,向我的百姓指出他们的罪,和他们对救恩的需要。”
他照着做了,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那异象带给他“新权柄、新勇气”,让他走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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