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季刊 创刊号 1997年3月
感谢主,继本世纪80年代,神在中国大陆兴起福音广传的异象后,又将祂的福音在90年代赐给了千千万万负笈海外的莘莘学子。单就北美而言,短短几年,为中国大陆学人开办的各式福音性查经班,就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大学城或华人教会所在的地区。中国学生的海外留学史上,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昄依基督;也没有看见过,如今已有数百中国学人在神恩典的呼召下,来到神学院,接受严格的神学训练,以期能在扩展神国度的事工中为神所用。[1]
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因为神的时候已到。一项早先隐藏在神永恒计划中的大事工已经展开了。这项事工不是别的,而是神要籍着大批中国学子集结海外的机会,使他们能得到从主耶稣那里来的新生命,在中国的知识界为神作美好的见证。
然而,我们也须看到一个事实:尽管这几年来,有许多中国学人信了主,但却未见他们逐渐参与到各地教会的合一事奉中来。他们中许多人的灵命依然停留在查经班的初信阶段,只能吃奶无法吃干粮;只能接受其它基督徒的照顾,不能付出。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无法或不太愿意溶入到各地的西人或华人的教会中去。但同时他们的灵命也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相互带领,以至于独自成立教会的地步。这种状况的存在,使我们体认到,中国学人不但在信主的过程中有许多其它华人群体所没有的特殊阻拦,[2] 即使他们信了主,他们的新生命依然会面临着一些其它华人群体所没有的特殊挣扎。而这种挣扎,据笔者的观察,常是和当事人在原先信主时,所面临的挣扎和取得突破是有关联的。本文列举出下面五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希望引起教会及有关福音机构的注意和重视。
第一种情况﹕某些中国学人信主前最大的障碍,就是过去从国内接受了唯物主义无神论和科学主义无神论。前者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否定神,后者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否定神。他们声称,只要能使他们相信有神那么一回事,信主受洗是没有问题的。查经对于这类人的效果往往不大,但是他们若遇着一个对哲学或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关系素有研究的讲员,在听得津津有味时,便会发现原来唯物主义哲学立论的荒谬性,也了解到科学主义原来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完全是两码事。科学并没有否定神。人们反倒从科学研究中发现了宇宙自然的精巧组合和井然有序的特性,使人处处可以看到这更象是一个创造者设计的结果,而非物质自身胡乱碰撞所成。这个理性思考导致的突破便是﹕这世界一定有神,因为有神才能更合理地解释宇宙和人生的奇妙与复杂性。这一部分人因信有了神,便自认为克服了信主的最大障碍。因而从信神到信耶稣就是神,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他们受洗后,自以为什么事都干完了,聚会、读经、祷告都成了多余的事。他们生命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因为他们将信主的事,简单地等同于头脑中关于是否有神的观念改变。我们要引导他们反省的是﹕我是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有神论者,并未成为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第二种情况﹕部分中国学人不愿信主的最大障碍是感到基督教对人类,对国家民族,对自身都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往往是忧国忧民之士,关心的是一套救国救民的实用方案。他们自认为不喜欢国内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殊不知他们心目中,关于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式的世界观,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的结论,却是不折不扣地从官方宣传中批发过来的东西。这部分人来到西方,接触的信息多了,眼界大开。近来福音派基督教会努力承担对社会的关怀,对中国学人的福音预工,也常强调基督教在历史上对科学、民主、道德及对西方文明的建立的正面贡献。这部分人在听了这种演讲和查考过一些历史文献后,才明白原来基督教的上帝统摄万有,所有的真理都在最高处汇合。基督教并非是原先想象中那样,只管人在教堂里的礼拜。他们发现,基督教的教义可以深入到国家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认为,比起其它的宗教或俗世的学说,基督教更能对文明发生影响。他们原本哀叹自传统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权威破产后,中国人再也不可能相信任何理想主义的价值体系了;但如今却被基督教信仰的威力所鼓舞。他们因看到了基督教利国利民的一面而信主,但对基督教关于永生、复活、基督再来、末世审判这类启示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基督教在当今世界上对社会的指导意义,却忘记了基督来到世上要拯救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对这部分人,他们灵命反省的重点是﹕是否自己信主只是将基督教的一套教义,伦理的标准代替了原先的共产主义教义和伦理呢?自己个人的生命到底和主耶稣有什么关系?
第三种情况﹕另一部分中国学人崇尚的是个人极端的自由,对任何组织性的,群体性的人事均极不信任。他们信主的最大障碍是,不喜欢教会类似于国内党组织般的操作。他们认为查经班如同毛思想学习班,牧师如同党的政工干部,都是搞形式主义,束缚个人自由的一套。但他们中却有人开始被圣经中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及祂话语中不可思议的力量所吸引。他们渐渐发现,基督教的精华及生命力在于神对个人的直接呼召和拯救。得救是因信称义。个人与神建立生命的关系,所凭的是神所赐的内在信心,而非外在的形式与组织的运作。这部分人信主后很注意个人的灵修,享受与神独处的喜乐。但却不愿意参加到教会的群体中来。这部分人有一句很“属灵”的话常挂在口上﹕我到教会是来见神的而不是来看人的。他们对众弟兄姐妹,包括教牧长老都不屑一顾。这其实是混淆了信心和爱心这两个层面的关系。约翰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约翰ㄧ书4﹕20)这里约翰强调了基督徒爱的群体性。这部分人需要反省的是﹕是否由于自己只强调信主是个人之事,而忽视了信徒间的交通关怀,以及教会中聚会与事奉对我们个人生命成长的重要性?
第四种情况﹕这部分人颇有中国儒家的风味。他们关心的是理想人格在现实中的体现。他们信主的最大障碍是﹕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基督教只是宗教中的一家。我为何偏要独独相信基督教呢?他们相信人性本善,可以通过任何好的道德伦理学说或好的宗教,自我修养成为圣贤,或可通过共产主义理想教育成为“真正的”共产党人。然而,他们看到理想人格无法在现实中实现,儒家信条和共产教条均遭破产;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又使人与人之间加深了猜疑和防范。这部分人来到海外,在和一些基督徒的接触过程中,被他们“无缘无故”的爱所吸引,并且深深感到基督徒的生命人格,高于儒家或共产主义所鼓吹的典范。在感动之余,他们在这些有爱心的基督徒带领下受洗归主。他们所需的反省是﹕是否自己只将作基督徒的信心建立在一些“模范”基督徒身上,而非神的话语上?在信心的仰望上,是否以人代替了神,只看人而不看神?
第五种情况﹕这可能是最普遍的一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也并不限于大陆学人。这些人信主的最大障碍就是﹕一切都相信自己;一切均靠个人奋斗,自己就是自己的神。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可掌握的客观规律所主宰。有志者,事竟成,人定胜天。这部分人来到海外后,在学业、工作、生活上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海外生活拼搏的艰难使他们意识到个人能力有限,骄傲之心受到了打击,尤其是当他们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遇到了极大的、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危机时,只有教会、基督徒站出来给予他们帮助,也只有基督教的上帝听了祷告。当他们的个人困难得到解决之后,他们经历了神又真又活的存在。他们被神的爱所感动,又觉得凡事有这么个大能的神好依靠真是福气。于是他们受洗归主了。但是这部分人受洗后,又有些懊悔,因为这意味着以后常要牺牲个人的时间和金钱去教会礼拜。对于这部分人,最主要的灵命反省是﹕是否自己信主只是出于“吃饼得饱”,自己是爱主,还是爱主给的好处?
举出以上五种情况,只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真实的情况肯定更加复杂。许多人信主前的主要障碍并不止一种,神带领的突破也不止一点。总体来说,以上五种挣扎情况的出现,既和中国大陆过去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关,也和我们带领中国学人信主所用的方式有关。第一、二种情况里,中国学人所信的还没有真正落实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生命的道还未被他们所认识。他们所听的信息基本上还是福音预工的信息,其目的是为了扫除障碍,还不是领人归主。第三种情况,神的道出来了,但是传讲得还不完整,故留下了偏颇的后遗症。最后两种情况,福音主要是靠基督徒的爱心行为所传,但这使我们看到如果此时神话语的真理未同时得到彰显,他们所信的仍然是不清楚的,故灵命无法长进也是不难理解的。
注释﹕
[1] Greg Zjaba. 1996. US and Canadian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Ministry to the Chinese People.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China Horizon, Wheaton College.
[2] 蔡选青《同舟人语》,《海外校园》创刊号,1992年11月,P36-37。
洪予健 来自中国大陆,现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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